玄武门之变参与者,却为何还能名列凌烟阁?
玄武门之变参与者，却为何还能名列凌烟阁？
唐初有一位超级牛人，他的名字叫李勣。他是三朝元老，更可以说是武则天的贵人，当年唐高宗在立武则天立皇后一事上，遭到长孙无忌等人的一致反对，结果他一句话让事情得已转变，最终使得武则天登上皇位。
李勣原名徐世勣，虽然出身于富二代，但他十七岁的时候，却做出惊人之举，携带家缠万贯投奔瓦岗寨的翟让。
后来英雄李密经朋友介绍来到了瓦岗。李勣觉得李密这样的雄才大略的人是天下真正的英雄，于是联合“所见略同”的浚仪人和王伯当三人，对翟让进行了“逼宫”，劝说翟让主动让贤，让李密来当瓦岗寨的大哥大。
结果翟让很识时务，马上主动让贤。也正是因为这样，李密当上大哥大后，对“恩人” 李勣自然是很是感恩，自然是格外重用。
公元619年（武德二年），瓦岗军被隋朝的骁将王世充打败，万般无路之下，李密聚集余兵归顺唐朝。李勣和李密的缘分到此结束。因为他的主子很快就换成了李渊。
后来，李密选择了“谋反”，结果被早就有预防的李渊成功斩杀。李勣听到消息后，马上上表请求收葬李密，李渊见他忠心可嘉，批准了他的请求。结果李勣披麻戴孝，和李密原来的僚属将士一起把李密安葬在黎山的南面，坟高五丈，丧期过了才散去，对此，朝廷民间都认为李勣讲义气，是个真男儿、纯爷们。
李勣归唐后，立下赫赫战功，先是打败王世充、平窦建德，得到了“下将”的封号。随后打败刘黑闼、徐圆朗等隋末群雄，为唐朝统一中国立下汗马功劳。
而在玄武门之变时，李勣却是站在太子李建成这一边的。而李世民政变成功后，独独对“政敌”李勣另眼相看，不但没有治他的罪，反而重用了他。
也正是因为这样，知恩图报的李勣在贞观初年反击突厥战争中，他以三千铁骑攻其不备，大破二十万突厥大军，活捉颉利可汗，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空前绝后的奇迹。后来，李勣又带兵消灭了薛延陀的叛乱，并且还成为李世民征高句丽的先锋将军。
因为战功赫赫，唐太宗李世民对他自然是极为宠爱。有事例为证，有一次李勣得了一个奇怪的病，御医配了药后，说要用人的胡须做药引才行。唐太宗听说后，立即剪下自己的胡须给李勣治病用。事后，李勣感动的热泪迎眶。
不久，唐太宗封李勣为太子詹事兼左卫率，加位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并且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以后我的孩子就是你的孩子了，我相信你一定不会辜负我的。”对此，李勣感动之余把手指咬出血来，发誓不辜负皇帝的信任。
然而，尽管如此，李世民内心里还却是“提防”半路出家的李勣的。在病重之际，他先对太子李治说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李勣绝对不能留。李治知道李世民平常对李勣最为器重，此时为什么却说这样的话呢？李世民当然知道他心里的想法，于是问“你能操纵李勣吗？”李治说不能。李世说于是说：“我之所以能够操纵他，那是我对他有恩。你要想操纵他，也要给他施恩”
于是李世民给李治一妙招：先是以我的名义把他贬为叠州都督。如果他立即上路，我死后你就把他召回朝廷，并授予仆射这样的高官职，这样一来，他肯定会对你感恩戴德，誓死效忠。
果然，接到了降贬令后，李勣二话不说，马上就上任去了。这一去，他和李世民多年建立的恩情也一去不复返了。
果然，李治继位后，马上把李勣召回并委以重任。
后来，唐高宗李治想立宠妃武则天为皇后，却遭到朝中长孙无忌等元老大臣的一致反对。理由是：武则天是先帝的女人，而且出生卑微，怎么能成为一国之后。
对此，唐高宗李治为此单独召见李勣，就立武则天为皇后一事询问他的意见。
李勣沉思半晌，缓缓地说了11个字：此陛下的家事，何须问外人。意思就是说这是你的家务事，何必问外面的人。
唐高宗李治听了矛塞大开，之后不顾长孙无忌等人的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这为武则天最后称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李勣在朝中的地位也更加固牢起来。
而现实中口口相传却变成遗臭万年的名人？
我觉得最冤枉的一位名人就是有着扶不起的阿斗之称的蜀国后主刘禅。
阿斗是刘备的儿子，蜀汉政权的第二任也是最后一任皇帝，在世人眼中一直都是一个昏庸无能，亲小人远君子的形象，扶不起的阿斗更是作为一个不好的词流传千古。
后世对于刘禅昏庸万能的认知主要是源于不战而降，并且还说出了此间乐，不思蜀这两件事。可是刘禅真的是昏庸无能么？从历史上来看并不是，恰恰刘禅是一个很聪明的皇帝。
首先刘禅继位后，蜀中的大权都在诸葛亮手中，刘禅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皇帝，可是刘禅并没有对诸葛亮有丝毫的怀疑和忌惮，他对诸葛亮可谓是言听计从，本来不同意北伐的他，在诸葛亮作出决定后不仅没有阻挠诸葛亮的北伐，反而倾尽全国之力支持诸葛亮的北伐。在第一次北伐失败后，他还安慰诸葛亮胜败乃兵家常事，不要太放在心上。而几次北伐战争消耗了大量的国力，而刘禅却没有表露出一丝一毫的不满。诸葛亮死后，刘禅伤心的哭倒于龙床之上，出城二十里迎回诸葛亮的灵柩，并且重用诸葛亮留下的蒋琬、费祎、和董允。而在诸葛亮去世后，刘禅依然在为三十年，在那个年代，如果没有能力，怎么会统治国家如此之久。可见刘禅的用人能力并不逊于其他皇帝。
第二，在诸葛亮死后，刘禅立刻停止了北伐战争，开始休养生息，因为他知道北伐是劳民伤财的行为，而且诸葛亮不在了，以蜀汉的实力，当时也没有人有能力可以继续北伐。仅仅用了五年时间，国内因为连年战争导致的空虚已经得到了很大的缓解。他继续巩固孙刘联盟，和吴国重修旧好，一起抵抗魏国。诸葛亮死后刘禅立刻废除了丞相制度，设立了大将军和大司马，把军政分家，两个职务互有重叠交叉，互相牵制，避免了一人独大，重蹈东汉末年奸臣专权的再次发生。在蒋琬也去世后，他更是回收了所有的权利，由自己亲手处理国事。可能他认为，在诸葛亮和蒋琬之后，再也没有人值得他信任去托付国家大事了。可见刘禅对于大局的把控和帝王之术是很精通的，绝不是一个昏庸无能的人可以做到的。
第三刘禅不战而降也是有原因的，在曹魏进攻蜀国前一年左右，姜维就发现了曹魏可能要进攻蜀国了，他上书刘禅，要在险要位置派重兵防守，可惜这个奏章被黄皓拦了下来，刘禅并没有看到。而当朝廷发现魏兵的时候，魏军已经打到了蜀国都城成都的门口了。而这个时候刘禅根本没有想投降的事情，他的第一想法是投奔孙吴，第二个想法是向南撤退，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而这个时候出了一个重要的人导致了刘禅放弃撤退的念头转而投降，这个人就是谯周。谯周劝说刘禅，南方是当年诸葛丞相靠武力收服的，如果我们强盛，他们会服我们，如今我们是逃亡，他们根本不会接纳我们的。而吴国早晚也会被曹魏灭掉，我们现在去时寄人篱下，而吴国被灭时，我们又该如何自处。不如现在投降曹魏还可以被曹魏优待，更可使蜀中百姓免于战火。在谯周的劝说下，刘禅眼看大势已去，只能投降。
第四作为亡国之君，名义上是优待，实际上和被软禁的犯人没啥区别，在人家的底盘上也只能夹着尾巴做人了。司马昭宴请刘禅，席间故意表演蜀国的节目，旁人都悲伤难掩，唯有他嬉笑如常，后来更是说出了此间乐，不思蜀的千古名言。这是刘禅昏庸无能的最主要的证据，可是刘禅并不是真的不思念故国吧，他的一举一动不仅仅关系着他自己的性命，还有他的家人，跟他一起投降的大臣，只要他表现出一点点的不满，这些人都会被杀死，为了保全这些人，也只能装的昏庸无能些。参照后世南唐后主李煜因为一句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的词就被宋太宗赐死的下场，刘禅的表现是相当不错了，就是刘备不也有煮酒论英雄时装怂的表现么。刘禅因为这句话彻底消除了司马昭的戒心，成为了唯数不多亡国后还能善终的皇帝。
而历史上最有参考价值的评价在《三国志·后主传》中是这么说的，
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昬闇之后，传曰"素丝无常，唯所染之"，信矣哉！礼，国君继体，逾年改元，而章武之三年，则革称建兴，考之古义，体理为违。又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诸葛亮虽达於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周焉。然经载十二而年名不易，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自亮没后，兹制渐亏，优劣著矣。
可见陈寿对于刘禅的评价还是比较好的。可是因为一部《三国演义》，导致这样一位皇帝留下了千古骂名。刘禅虽然是亡国之君，可是并不昏庸无能，而在蜀中无能臣干将的时候，依然能守住国土几十年，足以证明阿斗是可以扶起来的，而且很直溜。
李世民手下的十大文臣十大武将应该如何排名？
唐太宗时期，“人才济济，文武兼资”。
这些一流的人才辅佐唐太宗，开创盛世。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曾令画家阎立本在凌烟阁做“二十四功臣图”。从此，“凌烟阁功臣”成为贞观贤臣的代表人物。
不过，当时“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并非以功劳大小排名，而是以他们担任过的最高官职排名的。
一则最高官职大小并不代表功劳大小、才能高低，二则死后赠官一般会远高于生前职务（死者为大），因此，其排名虽然“官方”，但并非“不容辩驳”。
比如：后来位列“武庙十哲”，为历代所推崇的李靖、李勣，排名都不高。
李靖的排名只在第8，位在尉迟敬德之后，而李勣排名只在倒数第二，差一点就进不来了。
当然，功劳、才能，虽是评价人物最重要的标准，但评价主观因素较多，很难说清楚。
因此，即便是唐太宗本人，也只以最高官职大小排名，以避免不必要的抬杠。
既然唐太宗都只能如此，后人的观点当然也都是个人观点，不可能权威了。
因此，作为历史爱好者，我所做排名，也完全是个人看法，其目的只是借此机会与各位一起探讨贞观朝的历史。
武将、文臣之分。其实，不光是功劳大小难以明确说清，即便是文武之分，也并非如楚河汉界般清清楚楚。
张孙无忌是公认的文臣，不过他也担任过将军职务；李靖虽是公认的武将，但也担任过宰相。
“出将入相，文物兼资”，在当时的顶级人才中极为常见。
不过，按照立功的主要方面（而非职务），文臣武将的划分仍然基本上可以划清楚的。
武将1、李靖。
李靖是贞观朝最为杰出的军事家，这一点应当没有争议。
大唐统一天下的战争中，李世民的赫赫武功为世人所共知。
不过，李世民主要扫荡的，其实都是北方的势力，至于广大南方地区，则多为李靖所平。
李靖自四川出发，灭拥“胜兵四十万”的萧铣，又在岭南连下九十六州，“岭南悉平”，并讨灭盘踞江淮的辅公佑。
尽管当时主帅是宗王李孝恭，但其主要作战，皆出自李靖之谋。
对此，李渊称赞：“古代的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没有一个比得上李靖”！
当然，李靖最大的“神迹”，还是在对东突厥、吐谷浑的战争中。
面对大唐在东北亚的主要争霸对手东突厥，李靖3000精骑深入敌境，“克定襄，威振北狄”，会和众军后，又一路追击，生擒颉利可汗，一战灭东突厥。
其后，李靖又率领4万众，长驱直入，历时半载，讨灭吐谷浑。
连续讨灭强大对手，李靖都只用了很少的兵力，很短的时间。
自古以来，对外大举用兵，国内生产难免会受到影响，太宗朝能在不影响国内生产恢复的情况下，迅速建立“天可汗”的伟业，与李靖天才的军事贡献是分不开的。
2、李勣。
李勣，与李靖是唐朝“唯二”长期位列后世“武庙十哲”的人物。
作为“徐茂公”的原型，早在投唐之前，他的经历就已足够丰富、传奇，此处不详述。
投唐后，他既与李世民、李靖先后配合作战，讨灭王世充、窦建德、辅公佑，也曾独立领军，讨灭徐圆朗。
其后，李勣与李靖双剑合璧，一起完成了生擒颉利可汗，讨灭东突厥的神作。
在对薛延陀的战争中，李勣挑选精骑6000，深入追击，并在诺真水之战中，打破薛延陀军，斩首3000级，俘获50000余人及15000匹马，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在唐太宗亲征高句丽之战中，李勣以声东击西之法，灵活用兵，连续攻取盖牟、白岩等城，杀敌数万。
唐太宗去世后，李勣又挂帅，生擒高句丽王，灭高句丽。
令隋唐几代雄主头疼的高句丽，终于扫灭！
3、侯君集。
如果说李靖、李勣排名在前没有什么争议的话，后续排名就“见仁见智”了。
侯君集，曾跟李靖学习兵法，其用兵风格也依稀有李靖的风采。
在讨灭吐谷浑的作战中，侯君集、李道宗所率的西路军深入无人之境，在盛夏而霜，山多积雪的险恶环境中转战2000余里，又折师而还，在大非川与李靖会和。
可以说，讨灭吐谷浑之战，侯君集一路深入，摧毁了吐谷浑分散在各地的潜力，是灭国的关键。
其后，侯君集又统帅了灭高昌之战。
当时，长安与高昌王城相隔7000余里，其间有2000余里的沙漠。高昌王以为唐军无法克服补给问题，兵多则粮草不济，兵少则无法成事。
侯君集巧妙部署，长驱直入，与焉耆联兵，一举讨灭高昌。
后来，侯君集因卷入太子李承乾谋反事被杀，但唐太宗念其功劳，仍然将其列于凌烟阁之上。
如果不是卷入政治漩涡，侯君集原本可以有更大作为，稍微有些可惜。
4、李道宗。
唐太宗曾评价：如今的名将（李靖之后），只有李勣、李道宗、薛万彻三人。李勣、李道宗，不会大胜也不会大败，薛万彻不是大胜就是大败。
可见，李道宗，以宗王之身，其将略与李勣、薛万彻相类。
与前面三位不同的是，李道宗一生征战，多为一路主将，缺乏独立领导一次大规模战争的经历。（没办法，前面摆着几尊大神）
唐初的几次作战，讨灭东突厥、吐谷浑、薛延陀，征高句丽，李道宗都有参加，且都立下功劳，但都不是主帅。
不过，他自领一路时，往往以宗亲之尊，执行最危险、艰苦的任务，并能取得胜利。
5、薛万彻。
薛万彻早期的经历不太好。
在与刘黑闼的作战中，他兵败被俘。
其后，他又站在太子建成一系，并在玄武门之变时奋力与秦王府作战。
不过，在跟随唐太宗后，他的表现确实杰出。
在讨梁师都之战中，突厥援兵来救梁师都，唐军稍退，薛万彻奋力横击突厥军，大破援军。
讨灭东突厥之战，薛万彻随李靖作战，追到塞北而还。
讨吐谷浑之战的赤水之战中，薛万彻被伏，他奋战不止，受伤步战，坚持到援军到来，一战俘斩名王数十人，获杂畜二十余万，基本摧毁敌军主力。
而在对薛延陀的诺水真一战中，薛万彻率数百精骑绕至敌后，俘敌马匹，促敌军心大乱，使唐军赢得对薛延陀的决定性一战。
唐太宗亲征高句丽失败后，改取游击骚扰战法，薛延陀独领军渡海出击，连克名城，连破敌军数万，凯旋而回。
可惜，到高宗朝，薛万彻卷入房遗爱案，被斩。
6、阿史那杜尔。
唐太宗认为薛万彻与李勣、李道宗是李靖之后的良将。
李靖则认为：薛万彻不如阿史那杜尔以及执失思力、契必何力。
阿史那杜尔，本为突厥人，在与薛延陀竞争失败后，归顺大唐。
归唐后，阿史那杜尔率军参与灭高昌、征高句丽之战，屡立战功。
讨灭薛延陀的最后一战，平定漠北，阿史那杜尔与李道宗是主要将领。
其后，阿史那杜尔挂帅，平定了西域大国龟兹。
平定龟兹，使西域震动，使大唐在与西突厥的西域争夺中占据优势，为后来灭西突厥打下了基础！
7、李孝恭。
在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李孝恭名列第二，仅次于长孙无忌，在武将中排名第一。
在大唐统一战争中，李靖多为他的副手。
尽管李孝恭的功绩几乎被李靖所掩盖，但李孝恭的帅才也是毋庸置疑的。
平定蜀地，造船练兵，安抚地方，都是在他的主持下展开的，作战时，他能重用李靖，并在不听李靖意见失利时能豁达认错，又能在出现不吉利的事件时以豪言激励，从各方面看，李孝恭本人的帅才也是不容质疑的。
8、尉迟敬德。
尉迟敬德在凌烟阁中排名第7，在李靖之前。
尉迟敬德缺乏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历，不过，他有多次救主之功。
在讨王世充、刘黑闼时，尉迟敬德屡屡在关键时刻出现，救下李世民。
玄武门之变中，尉迟敬德杀李元吉，又代甲“护卫”李渊，为李世民登基立下汗马功劳。
不过，在贞观年间的边疆战争中，尉迟敬德虽地位尊崇，但表现不多。
与尉迟敬德类似，
9、程知节、秦琼。
与尉迟敬德类似，程知节、秦琼的功劳也多在开国战争中。
贞观朝，两人地位尊崇，但战功不多。
高宗朝时，程知节曾率军征讨西突厥，但表现糟糕，遭遇大败。
10、苏定方、薛仁贵等。
苏定方、薛仁贵，其功绩多在高宗朝。
不过，贞观朝时候，两人已经崭露头角。
在突袭颉利可汗的作战中，苏定方率200骑兵为先锋，直袭颉利大营，导致颉利未战及崩溃。
不过，此后几十年，苏定方似乎消失于史籍，或许与突袭颉利后纵兵掠夺有关。
高宗朝时，苏定方才大展宏图，他统帅军队，灭西突厥、平葱令、夷百济、征高丽，“前后灭三国，皆擒其主”。
薛仁贵在唐太宗亲征高句丽之战中脱颖而出、大器晚成。
高宗朝时，薛仁贵破九姓铁勒、破突厥、征高丽，留下了“三箭定天山”、“脱帽退敌”等典故。
除此之外，郭孝恪、高侃、契必何力、执失思力等名将也各有杰出战绩。
文臣1、长孙无忌。
初唐贤臣中，长孙无忌未必是才能最突出的一个，也不是道德最高的一个，但他的影响确实在其他所有人之上。
玄武门之变前，李世民一度被太子压制，身边心腹幕僚只有长孙无忌一人。长孙无忌在玄武门的策划、组织中表现突出，被定为“功劳第一”。
贞观朝，他久居重任，定《唐律疏仪》，奠定唐朝法制根本，又在官制、分封等重大问题上提出重要建议，为贞观之治立下大功。
只是，长时间居高位，权力斗争过多，最终他倒在权力斗争中。
2、房玄龄。
房玄龄在秦王府10年，替李世民联络英雄、管理事务。
李建成忌惮他，设法将他调离秦王府。玄武门事变前，房玄龄穿道士服偷偷回来，参与政变谋划。
唐太宗即位后，房玄龄位列宰相，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失所。
他审定法令，意在宽平。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任人之长，使贞观朝的人才开明、活跃。
3、杜如晦。
杜如晦，与房玄龄并称“房谋杜断”。
早在秦王府时，他就以“军国多事，剖断如流”著称。
玄武门之变中他的表现，与房玄龄类似，“如晦与玄龄功第一”。
贞观朝，他历任兵部尚书、尚书右仆射兼吏部选事，与房玄龄共掌朝政。
当时的台阁制度、典章文物，都是房、杜所定，为贞观朝的政治清明打下基础。
4、魏征。
魏征原为太子系人物。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对他厚加礼异，任用。
魏征以其忠直，闻恶必纠。与李世民一起演绎了一段“主明臣直”的典范。
唐太宗曾说：贞观以前，跟我打天下时，不畏艰险，助我称雄者，首推房玄龄；贞观以后，尽心辅佐，使我成就今天功业者，唯有魏征！
5、王珪。
与魏征一样，王珪也曾是李建成的人。
归唐太宗后，王珪也以直言，赢得了李世民的尊敬、重用。
后来，王珪与房玄龄、魏征、李靖、温彦博、戴胄同知国政。
其中，在发展农业，处理用兵与农时，以及政体问题上，王珪眼光独到，处置妥当。
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王珪，被后世并称为“初唐四大名相”。
2个秦王府旧人，2个前政敌旧人，太宗用人不拘一格，推心置腹，可见一斑。
6：温彦博、戴胄。（并列）
唐中兴之臣李绛后来曾说：房玄龄、杜如晦“辅相圣德”，抓大局的；魏征、王珪“规谏阙失”，找问题的；李靖、李勣带兵征伐的；而温彦博、戴胄是“弥缝政事”的。
没有人“弥缝政事”，这个领导班子也不完整。
有一件事说明了“弥缝政事”的重要性。
李世民曾表示：官员伪造资历的，如果不自首，一经查出，立刻处死！
后来，有官员查出伪造资历，交给戴胄。戴胄把他们流放了。
李世民大怒：我说了要处死，你怎么只判流放？
戴胄答：你如果直接下令处死，我就照办。你现在交给我办，我就按照律法办理！法律是国家的根本，我不能因为陛下一时气话而坏法！
唐太宗欣慰：朝廷执行法律有失，你能依法行事，那还有什么好担忧的！
“弥缝政事”，虽不如犯颜直谏来得激烈，不能给后人留下津津乐道的故事，但却真正保障了法度的执行，国家政事的正常运转！
8、岑文本。
岑文本，未列入“凌烟阁”，颇为遗憾。
当年，李孝恭用李靖之策，长驱直入，一举取江陵。
然而，由于直取中心，萧铣余部实力仍很强，而荆州民又未附。
岑文本提出良策，使唐有效统治了荆州地区，并使萧铣余部闻风而降，为唐迅速平定南方立下大功。其治乱之功，不比征战之功小。
太宗朝，岑文本执掌机密，是太宗治理天下的心腹。
太宗能全面掌握天下情况，太宗意思能得到贯彻实施，岑文本都功最大。
9、虞世南。
虞世南，早期与房玄龄在秦王府同掌文翰。
李世民年纪轻轻就军政事务繁忙，仍需从古代帝王得失中学习经验教训。
虞世南以其渊博学识，成为李世民获取古代帝王得失的良师益友。
李世民每每从事务中闲下来，就要找虞世南“共观经史”。虞世南每次论史都“必存规讽”，使李世民有所得。
李世民作天子日久后，时有自满懈怠之意。
虞世南每每都能规劝，使李世民克服懈怠之情。
李世民曾叹息：如果人人都如虞世南，天下何忧不治？
李世民能时时以前代兴亡为戒，虞世南的影响很大。
10、马周。
马周本“舍于常何之家”。
太宗令百官上书言得失时，马周就给常何代笔。
太宗觉得常何一个武人，写得这么好，十分奇怪，就去问，一问就问出了这么个高人。
马周为人有魏征遗风，所言多能匡正朝政。
此后，马周又为监察御史、吏部尚书等职，处事公允，为贞观朝吏治严明立下功勋。
贞观朝成为盛世，与其“人才济济，文武兼资”，是分不开的。
当时的武将，即便早已是统帅千军万马的主将，或带少许精锐长驱直入，或深入不毛，克服恶劣自然条件行动，不惧生死。
当时的文臣，或犯颜直谏，或执法如山，即便最后遇罪，也不是因为经济问题。
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贪财。
贞观朝的盛世，由此而来！
当时和李世民双方实力如何？
唐高祖的皇后窦氏生有四子，除第三子玄霸早夭外，长子建成立为皇太子，为人宽厚有干才，辅助高祖处理政务，稳定后方，支援前线，起过重要的作用。次子世民，封秦王，才艺不凡，经常领兵出征，战功卓著，随着李世民威望的提高，与李建成之间便产生了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高祖第四子齐王元吉一直支持李建成。
还在武德二年，太子詹事李纲就规劝过建成，“不宜听受邪言，妄生猜忌”。指的就是对李世民的猜忌，这可能是他们之间矛盾的开始。到李世民削平关东以后，矛盾就更深了。刘黑闼再度起兵时，太子中允王珪、洗马魏徴提醒建成说：“秦王勋业克隆，威震四海，人心所向，殿下何以自安?”因而建议他去讨伐刘黑闼，以图“立功”，“因结山东英俊”。建成为树立自己的威望，实践了这一建议。为了加强军事势力，建成私募骁勇二千余人屯守东宫左右长林门，号称“长林兵”。又拉拢后宫妃嫔，特别是高祖宠妃张婕妤和尹德妃，使之吹捧自己，短毁世民。还联合元吉多次策划谋害李世民。至于李世民呢，封德彝就曾指岀：“秦王恃有大勋，不服居太子之下。”
这并非妄测之辞。在李世民的周围，早就团聚一批才能出众的文官武将，还有蓄养在外的勇士八百余人。他虽因赏赐李神通田庄事，得罪过张婕妤，但也“遍见诸妃”，“有以赂遗”他的妻子长孙氏也在高祖和妃嫔之间，“尽力弥缝”，以争取后宫的支持，但收效不大。
武德六年以后，李世民深感“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不赏之惧”，矛盾更加尖锐了。七年六月，唐高祖避暑仁智宫(今陕西宜君西南)，建成乘居守之机，私下叫庆州总管杨文干“募健儿送京师，欲以为变”。这事被揭发后，高祖大怒，召建成至宫究问，又令世民前往讨伐举兵反叛的杨文干，并说：“文干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汝宜自行。还，立汝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诛杀骨肉，废建成作蜀王，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
世民很快平定了杨文干，但高祖在元吉与诸妃的请求及封德彝的游说下，改变主意，仍令建成回京居守，“惟责以兄弟不睦”，归罪于东宫和秦府的臣僚王珪、韦挺和杜淹，加以流放而已。后来，建成夜召世民，饮酒而眈之，世民心痛吐血，高祖因此对他说：“观汝兄弟，终是不和，同在京邑，必有忿竞。汝还行台，居于洛阳，自陕以东，悉宜主之。仍令汝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建成、元吉认为放走世民，于己不利，暗中阻挠，一面派人上书谏止，一面派人对高祖陈说利害，高祖遂罢此议。这时建成加紧活动，翦除世民的羽翼，或进行收买。房玄龄、杜如晦皆以谗言被逐岀秦府，尉迟敬德、段志玄等成为收买的对象，形势显得非常紧迫。因此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日夜劝世民诛建成、元吉”，世民犹豫未决。恰在这时突厥入寇建成荐元吉代世民督诸军北征。“元吉请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及秦府三统军秦叔宝等与之偕行，简阅秦王帐下精锐之士以益元吉军”。率更丞王晊又向世民告密，说建成将乘为元吉饯行时暗害世民，并尽坑敬德等人。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世民便与房玄龄等密商发动政变。世民向高祖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并说：“臣于兄弟无丝毫所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亦耻见诸贼！”高祖听了很惊讶，告诉他说：“明日当勘问，汝宜早参。”六月四日，世民率长孙无忌等伏兵玄武门，杀死了建成、元吉。高祖方泛舟海池，尉迟敬德戎服入见高祖大惊，问道：“今日乱者谁耶?卿来此何为?”敬德说：“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时裴寂、陈叔达等均在高祖对裴寂等说：“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萧瑀、陈叔达说：“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奷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高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事，无复事矣！”《高祖只好表示同意，并下达“诸军并受秦王处分”的手令，才平息了这场事变。过了六天，高祖便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并且下诏：“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到了八月间，便正式传位于太子，以太上皇徙居大安宫，不再预闻国事。高祖晚年亲见贞观时期的太平景象，有一次在未央宫为高级官员举行的宴会中，命突厥颉利可汘起舞，又使南越酋长冯智戴咏诗，高祖笑道：“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太宗举杯上寿道：“臣早蒙慈训，教以文道，爰从义旗，平定京邑。重以薛举、武周世充、建德，皆上禀睿算，幸而克定。三数年间，混一区宇，天慈崇宠，遂蒙重任。今上天垂祐，时和岁阜，被发左衽，并为臣妾，此岂智力，皆由上禀圣算。”高祖欢喜极了，宴会一直进行到深夜才罢。贞观九年(635)五月庚子，唐高祖病卒，年七十，葬于献陵。
他不杀开国功臣究竟是真的仁慈？
慈不掌兵、善不治国。在封建政治生态下，面对绝对权势、丰厚利益的诱惑，人的自觉性和道德意识是很不摆谱的；统治者若依靠仁慈维持秩序，结果只有一个：害人害己，南梁武帝萧衍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而杀人这种方式，对皇帝来说是最简单粗暴的，但也是最低级的。李世民对待功臣，一不屠杀，二不架空，甚至还继续对他们委以重任，原因只有一个：他有足够的能力。
能文能武又年轻，没必要妒贤嫉能开国皇帝大肆屠杀立下汗马功劳的文臣武将，不外乎两个原因：
其一，对方的某些能力与自己不相上下，或者比自己强，掌控起来有心无力；
其二，自己搞得定这些老江湖，不过担心接班的儿子太嫩、被对方欺负（司马懿就是这种对象）。
当初刘邦急着除掉韩信等人、朱元璋大规模屠杀功臣，基本都是出于以上考虑：这些人太能干了，而且大部分比自己还年轻，留着对子孙是个祸患。
但李世民并没有这两方面的困扰。
首先，说到打仗，好像没人比得过他，“自古能军者，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大唐夺取天下过程中的那些硬骨头，比如薛举父子、王世充、窦建德、刘武周、刘个黑闼，哪个不是他亲自带军拿下的？
其次，李世民以打仗闻名，但并不意味着他的文化水平差。《资治通鉴·唐纪十三》中有这样的记录：
上好文学而辩敏，群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对。不仅文采了得，而且思维敏捷、擅长辩论，与众大臣博古论今，经常驳得对方哑口无言。
也就是说：李世民不仅比这些功臣们能打，甚至还比他们有文化，哪里有必要通过杀人来增强自己的自信？
况且李世民还有个更明显的优势：年龄。他当皇帝时，年仅28岁，比绝大部分功臣都年轻得多，哪里有必要替自己的太子清除能人？
当然，有一个例外。李世民去世前，对于最不放心的李世勣，他玩弄了一手权术：自己将其外贬、让儿子李治将其召回，一压一抬之间，给了这位名将一手下马威；而政治觉悟一流的李世勣也第一时间领悟了这一用意，表现得让李氏父子极其满意。
一系列的制度约束李世民虽年纪不大，但由于出身贵族世家，加上常年在一线浴血奋战，具备了比较强大的气场：
上神采英毅，群臣进见者，皆失举措；上知之，每见人奏事，必假以辞色，冀闻规谏。为了让群臣敢跟自己正常交流，他不得不刻意和颜悦色待人。
当然，光靠气场是不能管理国家的，为了维持政权稳定、避免南北朝时期常见的权臣篡位的现象，李世民在位时强化了一系列的制度：
对府兵制进行优化，全国634个军府中，261个设置在统治腹地关中；同时还每个月替换不同地区的府兵轮流进京宿卫；
将宗室分封为诸侯，提高李氏抗风险能力：“重任不可以独居，故与人共守之。是以封建亲戚、以为藩卫”；但为了避免藩王势力过大、出现西晋八王之乱那样的情况，李世民的套路是“众建宗亲而少力，使轻重相镇，忧乐是同。”即数量多，但每股力量都不大；
以法令约束功臣们的行为，不以私扰法。对于李世民个人而言，最大的功臣当属尉迟敬德，这位名将不仅战功赫赫，甚至曾两次救了自己的性命、帮助自己在玄武门夺权。但对这样的心腹，他也是有底线的。
公元632年，李世民大举宴会招待群臣，居功自傲的尉迟敬德跟人抢座位，甚至还打伤了前来调解的任城王、宗室名将李道宗。对此李世民很是不悦，他以汉高祖刘邦屠杀功臣的例子对尉迟敬德提出了严厉警告：
朕见汉高祖诛灭功臣，意常尤之，故欲与卿等共保富贵，令子孙不绝。然卿居官数犯法，乃知韩、彭菹醢，非高祖之罪也。国家纲纪，唯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数得，勉自修饬，无贻后悔！即：自己以刘邦为反面例子，希望与诸功臣共享富贵，但没想到你竟然居功多次犯法，看来汉高祖杀人，责任也不全在他。国家自有法令，不要以为我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对你法外开恩。最好守规矩，以免到时后后悔莫及。
这段话简直是杀气腾腾，尉迟敬德从此极为规矩，甚至不敢乱出门。
任何时代，若想依靠仁慈、魅力、关系、人情来维持秩序，都是不现实的；设立相应的规则、不允许存在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殊群体，既是对政权的保障，也是对功臣的保护。
大唐的事业没有止境，不会“飞鸟尽”所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是指当任务完成后，之前的干将们失去了自身的价值。所以那些屠杀功臣的行为，大多是新的王朝建立后，开国皇帝要安心下来治国、享福，担心那些打天下的能人们闲着没事干、无事生非，所以将他们除之而后快。
但在李世民这里，对事业的追求好像没有止境：大唐稳定下来，自己就会失去进取心、安心作威作福？不存在的：
建立新秩序、休养生息、恢复国力，需要功臣们继续出力；
收拾突厥人，需要精兵强将；
突厥被灭了？那还有吐谷浑、高昌、薛延陀、高句丽...
不自满、不知足，积极拓宽中原的生存空间，安史之乱前，大唐对外基本上一直保持着主动攻击的姿态。在这样的国策下，对那些人才们来说，别怕没事干、就怕能力不够，这种情况下，是不会出现“狡兔死、飞鸟尽”的情况的。
当然，李世民也并非没有杀功臣，凌烟阁名单里的侯君集、张亮都身首异处。但二人并非无故被杀：一人站队太子、阴谋政变；另一位收了500个干儿子，并且向江湖术士咨询天命，不得不让人对其意图深表怀疑。总之，这两人就是踩了红线。
但说到底，封建时代的皇帝要想坐稳位子、防止人造反，无论是杀功臣，还是搞权谋、设条条框框，说到底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手段；要想长治久安，只有一个办法：政治清明、社会和谐、守卫国境，让百姓安居乐业、各级官员人尽其才；若达到这个境界，就算有个别阴谋家想造反，也不会有人搭理他。而李世民在位时，大唐确实实现了这一理想状态，“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这才是李世民不杀功臣的真正底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