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故事:赤脚医生李三针

第一章 雨夜出诊

1958年秋，桂北山区，大雨。

雨水像断了线的珠子，砸在泥地上，砸在瓦片上，砸在李青山的蓑衣上。他背着一个褪了色的红十字药箱，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山路上跋涉。药箱是老式的那种，木头做的，边角已经磨得发白，正面用红漆刷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字，雨水一淋，红得刺眼。

他是李家坳的赤脚医生。其实他原本不叫“李三针”，叫李青山。这个绰号是村民起的，因为他看病有个特点——能一针治好的，绝不用第二针。

今晚叫他的是山那头的赵寡妇。她儿子栓柱发高烧，说明话了。

山路滑得像抹了油。李青山拄着竹棍，小心翼翼地走着。药箱在背后晃荡，里面的玻璃瓶叮当响。这是他最怕的声音——每一声响，都意味着有限的药品在互相碰撞。青霉素只剩三支，退烧药还有半瓶，酒精棉快用完了。这些都得省着用。

爬上一道坡，他停下来喘口气。回头望，李家坳的灯火在雨幕中模糊成一片昏黄。那盏最亮的，是他家的——媳妇秀英肯定又在灯下补衣服，等他回家。

他想起昨天才跟秀英吵了一架。秀英说：“青山，你这赤脚医生当不得！白天挣工分，晚上出诊，一年到头挣几个钱？你看看人家……”

他没让秀英说完。有些话，说出来就收不回去了。

歇了不到一分钟，他又迈开步子。赵寡妇家还有五里地，栓柱那孩子才七岁，耽误不得。

到赵寡妇家时，已是半夜。土屋里点着煤油灯，灯光昏暗。栓柱躺在木板床上，小脸烧得通红，嘴唇干裂。

李青山摸摸孩子的额头，烫手。翻开眼皮看看，又听了听心肺。

“几天了？”

“三天了。”赵寡妇眼睛红肿，“开始只是咳嗽，昨儿突然烧起来。我去卫生所，王医生说没退烧药了，让我去公社卫生院。可这雨……”

李青山没说话，打开药箱。先拿出体温计——这是他的宝贝，全村唯一的一支。甩了甩，夹在栓柱腋下。

等待的五分钟里，他检查了药箱。青霉素不能乱用，退烧药得留给孩子。他想起《赤脚医生手册》上写的：高热可用物理降温，配合针灸。

体温计拿出来：39.8度。

“有白酒吗？”他问。

赵寡妇一愣：“有……去年打的山柿子酒，行吗？”

“行，拿来。”

他用白酒给孩子擦身，重点擦腋下、脖子、大腿根。赵寡妇在旁边帮忙，手抖得厉害。

“别怕，能降下来。”李青山说。

擦完身，他取出针灸包。那是他师父传下来的，牛皮做的，已经磨得油亮。打开，一排银针长短不一，在灯下闪着寒光。

他选了最长的三根，在灯焰上烧了烧——这是消毒。然后找准穴位：大椎、曲池、合谷。

第一针下去，栓柱哼了一声。赵寡妇别过脸去，不敢看。

三针扎完，李青山坐在床边守着。屋里静得很，只有雨声和孩子的呼吸声。煤油灯的灯芯噼啪响了一下，爆出个灯花。

赵寡妇忽然说：“李医生，诊费……”

“等孩子好了再说。”李青山打断她。

他盯着栓柱的脸，看着那抹不正常的红色慢慢褪去。半个小时后，他再测体温：38.5度。

赵寡妇哭了，是那种憋了很久、终于能喘口气的哭。

李青山收拾药箱：“我留两片退烧药，明天早上吃一片，中午吃一片。多喂水，擦身别停。我后天再来看看。”

“李医生，这大半夜的……”

“没事。”

他背起药箱，又走进雨里。雨小了些，山路更难走了——雨水把表层泥土冲走，露出底下尖锐的石头。他的草鞋早已湿透，左脚大脚趾的地方磨破了个洞，石头硌得生疼。

走到半路，他忽然想起什么，从药箱侧袋摸出个小本子。那是他的“行医日记”，每个病人的情况都记在上面。借着微弱的天光，他匆匆写下：“赵栓柱，7岁，高热39.8，针灸加物理降温，现38.5。”

写完后，他继续赶路。天快亮时，终于看到自家的灯光。秀英果然没睡，在门口张望。

“回来了？”秀英接过药箱，“怎么样？”

“降下来了。”李青山脱掉蓑衣，才发现自己浑身湿透，“有热水吗？”

“灶上温着呢。”

他洗了个脚，烫得脚底板发红。秀英端来一碗姜汤：“趁热喝。”

李青山喝了一口，辣得直咧嘴。秀英坐在他对面，看着他喝。

“青山，”她忽然说，“我今天去公社了，看到卫生所在招人，要识字的。你去试试吧？”

李青山摇头：“我是赤脚医生，哪能去卫生所。”

“赤脚医生怎么了？你不比那个王医生强？”秀英声音高了，“他治不了的病，你能治；他看不好的伤，你能看。凭什么他拿工资，你只能挣工分？”

李青山喝完姜汤，把碗放下：“秀英，我师父说过，医者不能挑病人，也不能挑地方。李家坳需要我，我就得在这儿。”

“需要你？需要你什么？需要你半夜三更淋着雨出诊？需要你垫钱给病人买药？需要你一年到头累死累活还让人瞧不起？”

秀英越说越激动，眼泪掉下来。

李青山看着她，不知道说什么好。半晌，才说：“睡吧，天快亮了。”

躺在床上，他听着窗外的雨声，久久不能入睡。秀英的话在耳边回响，一字一句，像针扎在心里。

他知道秀英说得对。可有些事，不是对不对的问题。

第二章 拜师学医

李青山的医术，是跟刘一手学的。

刘一手是这一带有名的草医，真名没人知道，因为给人看病总说“我这一手就能治好”，所以得了这个绰号。他住在深山里，茅屋一间，药圃半亩，与世无争。

1955年，李青山十七岁，初中毕业回乡务农。那年夏天，他娘得了痢疾，上吐下泻。送到公社卫生院，医生说没床位，让回家“观察观察”。眼看人就不行了，有人提起了刘一手。

李青山背着他娘，走了二十里山路，找到刘一手的茅屋。

刘一手看了看病人，什么也没说，转身进了屋后药圃。片刻，采来几样草药，捣碎了熬水。一碗灌下去，他娘的腹泻止住了；三碗喝完，能下床了。

李青山跪下来要磕头，刘一手扶住他：“男儿膝下有黄金，不跪天不跪地，更不跪我。”

“刘先生，您救了我娘，我……”

“真想谢我？”刘一手打量他，“识不识字？”

“初中毕业。”

“好。”刘一手从屋里抱出一摞书，《本草纲目》《伤寒论》《金匮要略》，还有手抄的方剂本，“把这些看了，看懂了，再来找我。”

李青山背着书回家，白天挣工分，晚上点灯看书。有些字不认识，就查字典；有些道理不懂，就硬记。半年后，他带着书和一本写满问题的小本子，又上山了。

刘一手翻着他的本子，点头：“还行，不是死读书。”

那天起，李青山成了刘一手的徒弟。每十天去一次，学认草药，学把脉，学针灸。刘一手教得严，一味药认错，罚抄一百遍；一个穴位扎偏，手心挨竹板。

最苦的是采药。刘一手说：“不识药性，不算医生。”他带着李青山走遍了周围的山：春天采茵陈、蒲公英，夏天采金银花、薄荷，秋天采菊花、枸杞，冬天挖葛根、何首乌。每样草药，什么季节采，采哪个部位，怎么炮制，都有讲究。

一次采雷公藤——这是治风湿的好药，但有毒。刘一手说：“药用好了是药，用不好是毒。医者手上，是人命。”

还有一次，他们遇到一条银环蛇。李青山吓得不敢动，刘一手却笑了：“银环蛇毒能治痹症，但不能乱用。记住，万物相生相克，毒药也能救命。”

三年后，刘一手说：“你可以下山了。”

李青山问：“师父，我学到几成了？”

刘一手伸出三根手指：“三成。”

“才三成？”

“医道无穷，我能教你的只有三成。剩下七成，要在病人身上学。”

下山前，刘一手送他两样东西：一是那个针灸包，二是几句话。

“青山，记住三件事：第一，穷人看病，有钱收钱，没钱欠着，不能见死不救；第二，看不好的病，老实说看不看，不能耽误人家；第三，”刘一手顿了顿，“医生也是人，也会累，该歇要歇。”

李青山背着药箱下山时，回头看了一眼。刘一手站在茅屋前，身影在晨雾中越来越淡。

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师父。第二年春天，刘一手就去世了，无疾而终。村里人说，他是修成仙了。

第三章 第一针

李青山在李家坳当赤脚医生的第一天，就遇到了难题。

病人是村东头的王老汉，腰痛得直不起来。李青山把了脉，看了舌苔，判断是寒湿腰痛。《赤脚医生手册》上说，可用针灸加拔罐。

他打开针灸包，手却在抖。

这不是第一次扎针——在师父那儿，他在自己腿上、胳膊上扎过无数次。可扎别人，是另一回事。

王老汉趴在床上，露出后背。皮肤粗糙，脊柱微微弯曲，那是常年劳作留下的痕迹。

“李医生，你扎吧，我不怕疼。”王老汉说。

李青山深吸一口气，选了最细的针。找准肾俞穴，消毒，进针。

针尖刺破皮肤的瞬间，他感到一种奇异的触感——不是扎进肉里，是“进入”一个人的身体。他能感觉到皮肤的阻力，肌肉的纹理，还有王老汉轻微的颤抖。

针下去三分，停住。他问：“胀不胀？”

“胀，还麻。”

“好，这就对了。”

他松手，针留在穴位上，微微颤动。接着是第二针、第三针。三针扎完，他在针上插上艾绒，点燃。

艾烟袅袅升起，带着特殊的香气。王老汉忽然说：“李医生，你这手法，有点像刘一手。”

李青山一愣：“您认识我师父？”

“何止认识。”王老汉笑了，“二十年前，我这腰就是他治好的。他说这病去不了根，但能让我不疼。果然，这二十年没怎么犯过，最近是下雨太多，又犯了。”

艾绒燃尽，李青山起针，又给拔了罐。紫黑色的罐印留在皮肤上，王老汉却轻松地坐起来：“嘿，真神了，不疼了！”

他非要给钱，李青山推辞不过，收了五毛。这是他的第一笔诊费。

消息传开，来找李青山看病的人多了起来。有感冒发烧的，有跌打损伤的，有妇人月经不调的，有孩子积食的。他针灸、开草药、推拿，治好了不少常见病。

但很快，难题来了。

一天夜里，李二狗慌慌张张跑来：“青山哥，快去看看我媳妇！”

李二狗的媳妇桂花难产，已经疼了一天一夜。接生婆说胎位不正，没法子。

李青山赶到时，桂花已经没力气喊了，脸色苍白如纸。接生婆束手无策，直摇头：“大人孩子都保不住了，准备后事吧。”

“还有救。”李青山说。

他想起《赤脚医生手册》上关于难产的应急处理，又想起师父说过的一个偏方：针刺至阴穴可转胎位。

“烧开水，准备干净布。”他吩咐李二狗。

然后取出针，在桂花的小脚趾外侧消毒、进针。一边捻针，一边指导桂花深呼吸。

屋里静得可怕，只有桂花粗重的呼吸声和窗外呼啸的风声。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李青山的额头渗出冷汗。

忽然，桂花叫了一声：“动了！孩子动了！”

接生婆赶紧查看，惊喜道：“转过来了！转过来了！”

两个小时后，一声响亮的啼哭划破夜空。桂花生下一个七斤重的男婴，母子平安。

李二狗扑通跪下，要给李青山磕头。李青山扶起他：“快去看看你媳妇孩子。”

那天晚上，李青山一夜没睡。他坐在自家院子里，看着满天星斗，心里五味杂陈。救了两条命，自然是高兴的；可后怕也随之而来——万一没救过来呢？万一针扎偏了呢？

秀英给他披上衣服：“怎么了？”

“我在想，我这点本事，够不够当个医生。”

秀英握着他的手：“你今天救了两个人，还不够吗？”

李青山没说话。他知道，从这天起，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每个来找他看病的人，都把命交到他手上。他不能辜负这份信任。

第四章 药箱里的秘密

李青山的药箱，是个百宝箱。

最上层是常用药：阿司匹林、土霉素、红药水、紫药水、绷带、棉签。中间层是针灸包、拔罐器、听诊器、血压计——血压计是去年公社卫生院淘汰下来的，他修了修，还能用。最下层是各种草药，分门别类用小布袋装好。

但药箱还有个暗格，在底板下面。那里放着三样东西：师父的手抄方剂本、一支珍藏的青霉素、还有一个小铁盒。

铁盒里装的是钱——不是他的钱，是“药钱”。

事情要从三年前说起。那时李青山刚当赤脚医生不久，村里五保户陈婆婆得了肺炎，咳血。需要青霉素，可卫生所没有，要去县城买。一支青霉素三块钱，陈婆婆拿不出。

李青山垫钱买了药，治好了陈婆婆的病。陈婆婆说要还钱，他说不急。

后来类似的事情越来越多：张家的孩子急惊风，要羚羊角粉；李家的媳妇产后虚弱，要阿胶；赵家的老人哮喘，要蛤蚧……都是贵药，都是穷人。

李青山想了个办法：在药箱底下设个“药钱罐”。每看一个能付得起诊费的病人，他就多收一点——不多，就一两毛。这些钱存起来，专门给买不起药的穷人垫药钱。

秀英发现后，跟他大吵一架：“你自己都穷得叮当响，还帮别人垫钱？”

李青山说：“我是医生。”

“医生就不要吃饭？医生就不要养家？”秀英哭了，“你看看咱家，房子漏雨都没钱修，孩子过年连件新衣服都穿不上……”

李青山抱住她：“秀英，我知道委屈你了。可我不能见死不救。”

秀英哭了一夜，第二天却默默往药钱罐里放了五块钱——那是她卖鸡蛋攒的私房钱。

药钱罐里的钱，有进有出，总也存不满。但李青山记账——每个借药钱的，他都记在小本子上。不是为讨债，是为提醒自己：这些人的病，他还惦记着。

奇怪的是，借药钱的人，后来大多都还了。有的是等病好了，攒够了钱来还；有的是拿东西抵——一篮鸡蛋、一袋红薯、一双新做的布鞋。最让李青山感动的是陈婆婆，她眼睛几乎瞎了，却摸索着给他纳了一双千层底布鞋，针脚密密麻麻。

“李医生，我没钱，就会这个。”陈婆婆说，“你总走路，费鞋。”

李青山接过鞋，试了试，正好。他穿着这双鞋，走遍了李家坳的山山水水。

药箱越来越旧，红十字的颜色也淡了。但李青山背着它，觉得踏实。这个箱子里装的，不只是药，是信任，是责任，是李家坳两百多口人的健康。

第五章 瘟疫来袭

1962年夏天，瘟疫来了。

先是几个孩子拉肚子，发烧，以为是普通痢疾。李青山开了药，却不见好。接着大人也开始病倒，症状一样：高烧、腹泻、呕吐，严重的脱水昏迷。

不到三天，村里病倒了二十多人。

李青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翻遍医书，判断是霍乱——一种烈性传染病，处理不当会死很多人。

他立即向公社报告，请求支援。但公社卫生院也忙不过来——好几个村子都出现了类似情况。

“要隔离，要消毒，要补水。”卫生院的王医生说，“可我们人手不够，药也不够。”

李青山放下电话，知道只能靠自己了。

他先找到生产队长：“必须隔离病人，集中治疗。把村东头的仓库腾出来，当临时病房。”

“可那是放粮食的……”

“人命重要还是粮食重要？”李青山第一次这么大声说话。

仓库腾出来了。李青山指挥人用石灰消毒地面，用艾草熏烟。病人们被抬进来，地上铺着稻草，就是病床。

最大的难题是补液。霍乱病人上吐下泻，很快脱水，需要大量补液。可村里只有盐水，没有葡萄糖，也没有输液设备。

李青山想起《赤脚医生手册》上写：严重脱水可口服补液，配方是食盐、小苏打、糖、水。

“红糖有没有？”他问秀英。

“有半斤，过年剩的。”

“全拿来。”

他又让人去供销社买小苏打。自己则守在仓库，一个一个病人查看。

最严重的是栓柱——就是三年前那个发烧的孩子，现在十岁了。他已经昏迷，皮肤捏起来像纸一样，半天弹不回去。这是严重脱水的表现。

李青山给他灌口服补液，可孩子牙关紧闭，灌不进去。

“只能灌肠了。”李青山说。这是他从古医书上学来的办法，用管子从肛门灌入药液。

他小心操作，一点点把补液灌进去。栓柱的肚子慢慢鼓起来，脸色似乎好了一点。

整整三天三夜，李青山没离开仓库。秀英给他送饭，他扒拉两口就放下；困了，就在角落的草堆上眯一会儿。其他村民轮流来帮忙，烧水、熬药、照顾病人。

第四天早上，第一个病人退烧了。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栓柱也睁开了眼睛。

第七天，疫情控制住了。二十三个病人，救活了二十一个。去世的两个，都是年老体弱的。

李青山走出仓库时，阳光刺得他睁不开眼。他瘦了一圈，胡子拉碴，衣服皱巴巴的。村民们围上来，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看着他。

生产队长拍拍他的肩：“青山，你是李家坳的恩人。”

李青山摇摇头：“是大家一起努力的。”

他回到家，倒头就睡，睡了整整一天一夜。醒来时，秀英坐在床边，眼睛红红的。

“怎么了？”他问。

“你知不知道，你这几天差点累死？”秀英哽咽，“你要是倒下了，我们娘俩怎么办？”

李青山握住她的手：“我不会倒下，我是医生。”

这场瘟疫改变了很多人对李青山的看法。以前有人觉得赤脚医生“不正规”，现在明白了：在缺医少药的农村，这样一个医生，就是救命稻草。

公社卫生院送来表彰，还有一批药品。王医生亲自来了，握着李青山的手说：“老李，我服了。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说。”

李青山只是笑笑。他把药品分门别类放好，最多的还是放进那个红十字药箱。

药箱更沉了，但他的脚步却更稳了。

第六章 赤脚医生的困惑

七十年代初，赤脚医生的日子更难了。

药品短缺，尤其是西药。李青山的药箱里，草药越来越多，西药越来越少。他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传统疗法：针灸、拔罐、刮痧、草药。

有些病，草药确实有效。比如感冒发烧，他用金银花、连翘、薄荷熬水，发发汗就好。比如跌打损伤，他用三七、红花泡酒，外敷内服都行。

但有些病，草药无能为力。

村西头的刘铁匠得了急性阑尾炎，疼得在地上打滚。李青山诊断后，知道必须手术，可最近的医院在县城，三十里山路。

他组织四个壮劳力，用门板抬着刘铁匠往县城赶。山路崎岖，走走停停，到县城时已经是半夜。医院的值班医生说：“怎么才送来？已经穿孔了，很危险。”

手术做了三个小时，刘铁匠捡回一条命，但住院花光了所有积蓄。

李青山很自责。如果他早点判断，如果路好走一点，如果村里有医疗点……可没有如果。

这件事让他开始思考：赤脚医生的极限在哪里？自己能治什么，不能治什么？

他更加拼命地学习。托人去县城买新版的《赤脚医生手册》，去卫生院借医学杂志，甚至写信给省城的医学院请教问题。

秀英看着心疼：“你都四十多了，还这么拼？”

“不拼不行啊。”李青山说，“病人把命交给我，我不能辜负。”

1975年，县里组织赤脚医生培训。李青山报了名，是班里年纪最大的学员。老师讲解剖、生理、病理，他听得如饥似渴。实操课上，年轻人都怕尸体，他却凑得最近，看得最仔细。

培训结束考试，他得了第一名。卫生局的领导很惊讶：“老李，你这么大年纪，怎么学得这么好？”

李青山说：“因为我每天都要用这些知识，用得着，就记得牢。”

回到村里，他办起了卫生室。不是正规的卫生所，就是在他家腾出一间房，摆上药柜、诊断床、消毒锅。墙上贴着人体解剖图和穴位图，桌上放着血压计、听诊器。

他还培养了两个“接班人”——村里两个初中毕业的年轻人，一男一女。他教他们认草药、扎针、处理常见病。

“赤脚医生不能只有我一个。”他说，“万一我老了，走不动了，谁来给大家看病？”

两个年轻人学得很认真，尤其是那个女孩，叫小芳。她手巧，扎针稳，认药快。李青山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第七章 时代的变迁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李家坳。

年轻人开始往外走，去广东打工，去县城做生意。村里空了，只剩下老人和孩子。

李青山的病人也变了：少了急症重症，多了慢性病。高血压、糖尿病、关节炎，这些病治不好，只能控制。

他的药箱里多了降压药、降糖药，但草药依然是主角。他发现，中西医结合往往效果更好——西药控制指标，草药调理身体，针灸缓解症状。

小芳学成后，在村里开了个小诊所，有营业执照，可以卖药打针。李青山去看过，窗明几净，药品齐全。

“李叔，您来坐诊吧。”小芳说，“我给您开工资。”

李青山摇摇头：“我老了，就在家看看街坊邻居吧。”

他真的老了。头发白了，背驼了，手也开始抖。扎针时，要深呼吸好几次才能稳住。

但他还是背着药箱出诊，只是走得更慢，歇得更多。药箱也旧得不像样了，背带补了又补，红十字几乎看不见了。

秀英劝他：“别出去了，让人家来看你不行吗？”

“有些老人走不动，我得去。”李青山说。

2003年，非典爆发。城里封控，村里也紧张。李青山已经七十岁了，还是主动承担起防疫工作：发口罩、测体温、宣传防疫知识。

小芳的诊所成了临时防疫点，李青山天天去帮忙。年轻人劝他回家休息，他不听。

“我经历过瘟疫，知道该怎么做。”他说。

非典过去了，李家坳没有一例感染。村民们说，多亏了李医生。

但李青山的身体却垮了。常年的劳累积累成疾，他得了肺气肿，走几步就喘。

药箱终于挂在了墙上，不再背出去。来看病的人，都到家里来。他坐在藤椅上，把脉、开方，小芳帮他抓药、扎针。

药箱还在那里，静静地挂着。偶尔，他会打开看看，摸摸那些熟悉的物件：师父传的针灸包、磨得发亮的听诊器、写着密密麻麻字迹的方剂本……

第八章 最后出诊

2008年冬天，李青山七十五岁。

他已经很少看病了，大部分时间坐在院子里晒太阳。药箱还在墙上挂着，蒙了一层灰。

腊月二十三，小年。下雪了，不大，薄薄的一层。

中午，有人敲门。是小芳，神色焦急：“李叔，栓柱他娘不行了，您去看看？”

栓柱他娘就是赵寡妇，已经八十多岁了。栓柱在广东打工，今年没回来。

李青山站起来：“走。”

秀英拦住他：“这么大的雪，你不要命了？”

“最后一次。”李青山说，“栓柱他娘……我看了她一辈子病。”

他取下墙上的药箱，用布擦了擦。背在肩上，沉甸甸的，和五十年前一样。

小芳要扶他，他摆摆手：“我自己走。”

雪还在下，山路很滑。李青山走得很慢，一步一步，却很稳。小芳跟在后面，看着他的背影：佝偻，却坚定。

到赵寡妇家时，老人已经昏迷。李青山把了脉，翻开眼皮看了看，摇摇头。

“准备后事吧。”他对小芳说，“油尽灯枯，时候到了。”

但他还是打开药箱，取出一支针，在赵寡妇的人中穴扎了一下。

老人哼了一声，缓缓睁开眼睛。看到李青山，浑浊的眼睛亮了一下。

“李……医生……”她声音微弱。

“我在。”

“栓柱……回不来……”

“我知道。”

“谢谢你……一辈子……”老人说完这句话，闭上眼睛，再也没睁开。

李青山收起针，静静地站了一会儿。然后他走出屋，站在雪地里。

雪越下越大，漫天飞舞。远处的山，近处的树，都白了。

小芳走到他身边：“李叔，回去吧。”

李青山点点头，背起药箱。转身时，他看了一眼这个他走了一辈子的山村：雪中的瓦房，袅袅的炊烟，偶尔响起的狗吠。

一切如旧，一切又都不同了。

回去的路上，他摔了一跤。小芳赶紧扶他起来，药箱掉在地上，盖子开了，里面的东西散落一地：听诊器、血压计、针灸包、药瓶、那个小铁盒……

小芳捡起铁盒，打开，里面是一叠纸条，还有几十块钱。纸条上写着名字和金额：张三，五毛；李四，一块；王五，八毛……最早的一张，日期是1958年。

“这是……”小芳问。

“药钱。”李青山说，“有人还了，有人没还。”

他蹲下来，慢慢把东西捡回药箱。动作很慢，很仔细，像对待最珍贵的东西。

最后，他拿起那个红十字药箱，背在肩上。这次，他没让小芳扶。

雪地上，两行脚印，一大一小，伸向远方。

尾声 药箱的传承

2009年春天，李青山走了。无疾而终，睡梦中去世的。

葬礼很隆重，全村人都来了。在外打工的栓柱也回来了，在灵前磕了三个头。

下葬时，按照他的遗愿，陪葬了三样东西：师父传的针灸包、那本写满笔记的《赤脚医生手册》、还有一张照片——他年轻时背着药箱出诊的照片。

药箱留了下来。秀英把它擦干净，放在堂屋正中的柜子上。

小芳的诊所改成了“青山卫生室”。她把李青山的药箱放在诊室里，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来看病的人，都会看一眼那个药箱。年轻人好奇，问这是什么；老人会讲起李青山的故事，讲他雨夜出诊，讲他瘟疫救人，讲他一针治病。

药箱静静地立在那里，褪色的红十字依然可见。它不再装药，不再出诊，但它装着一段历史，装着一个人的一生，装着一个时代的精神。

2018年，县卫生局搞“乡村医疗发展史”展览，来借这个药箱。秀英已经去世了，栓柱做主借了出去。

展览上，这个药箱放在正中央。标签上写着：“赤脚医生李青山（1933-2009）使用过的药箱。他一生行医五十余年，救治病人无数，是乡村医疗的见证者。”

来看展览的，有医生，有学生，有普通市民。很多人站在药箱前，久久凝视。

一个老医生对他的学生说：“这就是赤脚医生。他们可能没有高学历，没有先进设备，但他们有仁心，有担当。中国的乡村医疗，就是靠这样的人撑起来的。”

药箱的玻璃罩里，还放着李青山的那本行医日记。翻开的一页上，字迹工整：

“1978年6月15日，晴。今日诊病人九，皆常见病。王婆咳嗽好转，李伯腿疼减轻。下午教小芳认草药，她学得快。想起师父当年教我，时光荏苒。医道传承，生生不息。”

字迹已经泛黄，但墨色依然清晰。就像那个时代，那些人的精神，虽然远去，却从未消失。

窗外，阳光正好。远处的山，近处的楼，都是新的模样。

但总有些东西，像那个药箱，像那些故事，像“医者仁心”四个字，会一直传下去。

从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从药箱到药房，从山路到公路，变了的是形式，不变的是初心。

李青山们走远了，但他们走过的路，还在；他们点亮的灯，还在；他们救过的人，还记得。

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