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胪寺最初用来做什么,为什么清水衙门的礼部尚书却是储相第一首选?
鸿胪寺最初用来做什么，为什么清水衙门的礼部尚书却是储相第一首选？
题主的这个说法从何而来？
礼部做为中国古代官署之一，北魏始设置，隋朝以后成为中央行政机构“六部”之一。
杨贵妃为什么死在了陕西马嵬坡？
众所周知，才貌双全的杨贵妃是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她和唐玄宗扑朔迷离的爱情故事经过白居易《长恨歌》的诗词，成为千古传唱，更是令人惊艳和唏嘘。唐玄宗后期因为宠爱杨贵妃而荒废政事，导致安史之乱的发生，而盛唐也因此而急速衰败。
杨玉环是薄州永乐(今山西芮城)人，属于典型的“官二代”，她是隋梁郡汪氏的四世孙，父亲杨玄琰也是朝廷高官。因为长得倾国倾城，又能歌善舞，年仅16岁的她被选入宫，成了寿王李瑁的王妃。
后来唐玄宗看见儿媳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容貌，又智慧过人，风情万种，于是上演横刀夺爱之举——抢自己的儿媳妇。
为了洗白杨玉环的身份，唐玄宗先是把让杨玉环送入寺中当女道士，赐号太真，随后再迎后宫。
寿王见媳妇被父皇抢去，半句话也不敢说，只好忍气吞声。玄宗为了补偿，便聘韦诏训的女儿为寿王妃。
不久，杨玉环专宠后宫，宫中称她为娘子，仪体规制等同皇后。天宝初年，杨玉环被册封为贵妃。杨玉环何以如此迷人，令玄宗神魂颠倒，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尽管唐玄宗对杨玉环百般宠爱，但后宫却传出了杨玉环和安禄山的绯闻。
杨贵妃和安禄山的轶事，在当时的民间传得沸沸扬扬。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轶事是“贵妃洗儿”的典故。话说唐玄宗和杨贵妃在京城给安禄山过生日，赐予了安禄山非常多丰盛的礼物。过完生日以后的第三天，杨贵妃又把安禄山召进宫中，让人把他抬进浴盆里，亲自给他洗澡。洗完澡后，还用锦被把他包缠起来，包得像个大粽子一样。唐玄宗看见了，不以为意，反而还哈哈大笑，于是这个著名的典故就发生了。
令人疑惑的是，杨贵妃和安禄山的风言风语这么多，为什么唐玄宗却充耳不闻呢？
其实，当然有不少人告诉唐玄宗，安禄山不但和杨玉环关系非同一般，而且他说他包藏祸心，有谋反之志。然而，在唐玄宗的眼里，安禄山是个“乖孩子”，太忠厚老实了。安禄山害怕李林甫的样子，曾给李龟年绘声绘色表演给唐玄宗看。唐玄宗看了，乐不可支。
唐玄宗既然觉得安禄山是个老实人他就坚信杨贵妃和安禄山是清白的，绝对不会有越轨的举动，更不会有反叛之心。
结果就这样，公元755年，“安史之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面对安禄山的大军压境，唐玄宗只好仓皇出逃。在马嵬坡（今陕西省兴平西）时，士兵哗变，先是杀死了祸国殃民的杨国忠，随及逼唐玄宗杀死红颜祸水杨贵妃。唐玄宗无奈之下，只好命人用白绫缢死了年仅38岁的杨贵妃。
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命高力士将杨贵妃埋葬于马嵬坡西郭之外一里许的道北坎之下。然而，有关杨贵妃的传说，却越传越多，越传越神。
2年后，郭子仪收复两京平息叛乱，唐玄宗返回长安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派人去祭奠杨贵妃，并密令高力士将贵妃移葬于他所。然而，高力士打开其墓却惊呆了，墓中并没有发现杨贵妃的尸体，只在里面找到了一个锦香囊。
对此，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所写：“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因为移葬时没有看见杨贵妃的尸骨，因此有传说杨贵妃当时并没有死，死的是长得像贵妃的一个侍女，用调包计死里逃生的杨贵妃，最终还是去做了女道士。
杨贵妃的传说，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而且远渡重洋，流传到了鬼子。据传，杨贵妃在马嵬坡虽缢而气绝，但后来又复苏了。苏醒后的杨贵妃，在舞女谢阿蛮和乐师马仙期的帮助下，乘鬼子遣唐使团的海船逃到了鬼子山口县的久津。也因此在鬼子出现了贵妃墓和贵妃雕像，甚至连著名鬼子影星山口百惠也称自己是杨贵妃的后裔。
既然回鹘帮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
照理说，回纥同唐朝的关系长期友好，唐朝应该非常感激回纥这个至情至义、患难与共的好兄弟。但事实是，唐朝却对回纥有着咬牙切齿的仇恨，只是长期压制在心里，不溢言表罢了。因为，回纥汗国是游牧民族，骨子里有着那无法改变的贪夺嗜利的狼性。虽然，回纥选择了同唐朝和好，但终极目的还是，通过和好来获取所需的物资。但问题就出在这里，贪得无厌的回纥，漫天要价，索取的钱财物资，太多太多，大大超过了唐朝的承受能力。同时，唐朝衰弱，回纥势强的格局，以及回纥助唐平叛的功绩，让回纥狂妄无礼、肆意妄为、恣睢自用，上自唐朝皇帝，下至黎民百姓，皆深受其害，饱受辛酸之苦。只是迫于形势，敢怒不敢言罢了。当然，世事无常，唐朝在后来回纥最为落魄窘困的时候，狠狠给了回纥致命一刀，唐朝就用残酷剿灭了南下回鹘，来了结双方之间的爱恨情仇。让回纥知道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让大唐对回纥怀恨在心的，主要是如下几件事：协助唐朝平叛时大肆劫掠、对大唐王朝的傲慢不敬、在唐朝境内肆意妄为、对唐朝的漫天要价。
一、
我们先看回纥在协助唐朝平叛时大肆劫掠。我们必须先说明，这件事唐肃宗负有很大的责任。原来，唐肃宗欲速得回纥相助，竟与回纥约定，“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泱泱大唐为何会开出如此耻辱条件那！要知道，此举突显了唐朝的弱势地位，甚有些开门揖盗的意味，不能不说是一种风险和耻辱。对此，我的理解是，皆因唐肃宗个人的凶残、冷酷。史学界中有一种观点，马嵬之变就是尚为玄宗太子的唐肃宗李亨用诡计制造的一个军事政变。自己成功借此脱身，跑到灵武，不顾自己远在四川的父亲唐玄宗，擅自登基称帝。为了彰显自己的孝道以欺哄天下民心，并胁迫太上皇李隆基彻底交权，唐肃宗不顾李泌所提出的最为上策的平叛战略，强行攻取长安。迎回太上皇后，又立即软禁。放任纵容太监李辅国欺凌已是潦倒孤独的唐明皇，最终让唐明皇李隆基在郁郁寡欢、孤独愁苦中，迫害而死。就唐肃宗这么一个阴险、狠毒、冷酷、无情的阴谋家，怎么可能会去怜惜百姓苍生那。他要得只是自我的统治和权利的稳固。正是如此，唐肃宗为了保住自己的江山，迅速平定眼前大患，才会不惜以牺牲子民为筹码，以换取回纥站在自己一边。
有了唐肃宗的应许，那回纥就不客气了。就在回纥准备如约洗劫长安的时候，广平王李俶（未来的唐代宗）实在看不惯了。以大唐储君之尊拜于回纥太子叶护马前说：“现在刚克复了西京，如果大肆进行抢掠，那么在东京的人就会为叛军死守，难以再攻取，希望到东京后再履行约定”。需要注意的是，广平王李俶是只拜未跪。且当时大唐天威犹在，在回纥的心中，对大唐还是很尊崇和敬畏的。所以，回纥的统帅太子叶护是“惊跃下马答拜，跪捧王足”即又跪又拜，表示遵从广平王，并称“我当率军为殿下立刻前往东京（洛阳）”。本欲洗劫长安的回纥军队，从长安城南穿过，而百姓也躲过一劫。长安的百姓们因此为广平王欢呼悲泣。（《资治通鉴》，记载“初，上欲速得京师，与回纥约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至是，叶护欲如约。广平王拜于叶护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则东京之人皆为贼固守，不可复取矣，愿至东京乃如约。’叶护惊跃下马答拜，跪捧王足，曰：‘当为殿下径往东京。’即与仆固怀恩引回纥、西域之兵自城南过，营于水之东。百姓、军士、胡虏见拜，皆泣曰：‘广平王真华、夷之主！’上闻之喜曰：‘朕不及也！’整众入城，百姓老幼夹道欢呼悲泣。留长安，镇抚三日，引大军东出。以太子少傅虢王巨为西京留守”）。
只是，在收复东京洛阳后，广平王欲禁不得理由，只得姑息。回纥兵在东京大掠三天。又有坏人引导，以致府库被劫殆尽。最后，城中父老以罗锦万匹酬谢回纥，回纥兵才停止搜夺。（《资治通鉴》，记载“壬戌，广平王入东京。回纥意犹未厌，患之。父老请率罗绵万匹以赂回纥，回纥乃止”）。
第一次，回纥兵劫掠大唐东京洛阳时，好歹只抢钱，没抢人，也没伤人。但唐朝第二次收复洛阳时，配合唐军的回纥兵可就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了。起先，回纥只是纵兵掠夺。惊恐的百姓们都跑到圣善寺、白马寺两佛寺躲避。回纥兵怒，纵火烧佛寺，杀死一万多人，大火几十天都没有熄灭。至此回纥兵更加蛮横，垢骂侮辱官吏，甚至夜晚带兵斫开含光门，入鸿胪寺打劫（相当于外交部）。那时，陕州节度使郭英耣留守东都，与鱼朝恩及朔方军都骄横恣肆。见回纥暴掠也掠夺于汝州、郑州之间，以致乡无完屋，人民以纸为衣，其为虐比贼更甚。（《资治通鉴》记载，“回纥入东京，肆行杀略，死者万计，火累旬不灭。朔方、神策军亦以东京、郑、汴、汝州皆为贼境，所过虏掠，三月乃已。此屋荡尽，士民皆衣纸”。《新唐书》记载，“初，回纥至东京，放兵攘剽，人皆遁保圣善、白马二祠浮屠避之，回纥怒，火浮屠，杀万余人，及是益横，诟折官吏，至以兵夜斫含光门，入鸿胪寺。方其时，陕州节度使郭英乂留守东都，与鱼朝恩及朔方军骄肆，因回纥为暴，亦掠汝、郑间，乡不完庐，皆蔽纸为裳，虐于贼矣”）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回纥兵在第二次洗劫洛阳时，为何胆敢杀人放火那！最主要的原因如下：
第一、回纥兵的统帅换了。此次带兵的回纥牟羽可汗（又称登里可汗）同其兄长太子叶护，也就是第一次率回纥兵助唐的统帅，在对唐态度上大为不同。牟羽可汗自恃回纥势大，颇有轻唐之意，更谈不上对大唐有何尊崇之意。其助唐平叛只不过延续父兄的对外政策，借此获取钱财、物资而已。在牟羽可汗看来，我既然肯帮你唐朝平叛，已经是莫大的恩赐。洗劫洛阳的财物，也是我理所应得的报酬。况且，牟羽可汗本欲兴兵犯唐，只是受回纥汗国内部亲唐派贵族势力的掣肘，以及没有侵犯唐朝的良机而作罢。试想一个对唐朝虎视眈眈的牟羽可汗帅兵进入洛阳，怎能不逞凶肆虐那！当然，我不认为是牟羽可汗亲自下令回纥兵火烧白马寺，作为一国的君长，牟羽可汗犯不上去操心如此下作之事。但这不等于牟羽可汗就没有责任，当年亲唐的太子叶护，一道命令就让回纥兵绕长安而去，在洛阳也只是抢财物而不伤人，更没有掠夺妇女。而且，在收了洛阳百姓的万匹罗绵后，回纥兵也就住手了。由此可见，只要牟羽可汗像其兄长太子叶护那样下令约束部下，这帮狼戾不仁的回纥兵又怎敢放肆到杀人放火的地步。正是牟羽可汗的默许甚至纵容，才让洛阳百姓陷入到水深火热般的苦难之中。
第二、冷酷的唐朝政府根本无视百姓的苦难。围攻洛阳的唐军都是唐朝精锐主力，并不比助战的回纥兵力差。唐朝养这些兵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而不是去保卫百姓的。况且，唐朝还面对这一个难题，如何让这些骄兵悍将不去效仿安史叛军，而是忠于大唐，为大唐卖命那。唐朝的方法是放纵这些虎狼之师，让他们能够在为大唐作战中获取好处。也就是默许这些骄兵悍将去骚扰劫掠百姓，牺牲了百姓的福祉以换取骄兵悍将的效忠。试想，如果这些进驻洛阳的唐军，不用说同回纥兵对峙，就是不去参与劫掠，而去维持秩序。在唐军的严阵以待下，这些回纥兵就是再放肆，也得收敛，最多也就是抢财而已，何敢杀人放火那！
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个实例。就在回纥牟羽可汗率部回国时，已经抢劫上瘾的回纥兵在所经之地，又疯狂搜劫财物，由官府供给他们粮食，稍有不如意的地方，就动手杀人，无所顾忌。陈郑、泽潞节度使李抱玉想派遣下属官吏设办理招待和供应的事，但因为害怕，人人都推托，唯独赵城县尉马燧请求去办理。等到回纥军即将到达时，马燧先派人贿赂他们的首领，约定不得残暴抢劫，首领给他留下了一面旗，说道：“如果有违反命令的人，你可以自行杀掉他们。”马燧让死囚作随从，稍有违令，便立即杀掉。回纥人互相对视，大惊失色，于是经过境内的回纥人都拱手遵守规约，没有敢骚扰民众的（《资治通鉴》记载，“回纥登里可汗归国，其部众所过抄掠，廪给小不如意，辄杀人，无所忌惮。陈郑、泽潞节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属置顿，人人辞惮，赵城尉马燧独请行。此回纥将至，燧先遣人赂其渠帅，约毋暴掠，帅遗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囚为左右，小有违令，立斩之。回纥相顾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约束”）。只是马燧官职轻微，其效有限，只能压制途径此地的回纥兵嚣张气焰，却无力挽救水火之中的洛阳百姓。摊上了唐朝这样一个为胜利而不择手段的政府，洛阳的百姓哪还能得好，注定了自己悲惨的命运。
不管怎么说，饱受回纥蹂躏的洛阳及附近地区的百姓那对回纥那真是恨之入骨。不光如此，回纥这杀人放火的暴行，还把整个汉民族都得罪了，汉人在心中暗暗记下了这笔血债。此外，更把唐朝政府得罪了，因为不论唐朝如何欺压盘剥自己的百姓，那都是唐朝自己的事，但是你回纥来杀人放火就不行。本来用金帛财物换回纥出兵已让众多唐朝的王公贵族们愤愤不平，那屈死在回纥刀光火影之下的数以万计的百姓冤魂，更让唐朝的君臣有衔悲茹恨之感。这是一笔血债，是难以化解的血仇。这次洛阳事件也为七十多年后唐朝痛下杀手，血洗南下回鹘埋下了伏笔。
二、
我们再看看回纥对大唐王朝的傲慢不敬。虽然，回纥只是名义上的唐朝藩属，实则为唐朝对等的盟国。但对等盟国的交往，也要讲究礼尚往来，互表敬意。可回纥自恃唐朝衰落且有求于回纥，对唐朝傲慢不逊，肆言詈辱甚至到了飞扬跋扈的地步。我们看看如下几个例子：
至德二载（757年）九月，回纥葛勒可汗派其子太子叶护及将军帝德等率领4000多精兵至凤翔勤王。唐元帅皇子广平王李俶遂与太子叶护结为兄弟，叶护称李俶为兄。大唐皇子，日后的唐代宗和回纥的太子叶护（相当于太子）结为兄弟，本身就是唐朝自降身段，也是对回纥的大献殷勤，敬于回纥的一种殊荣。想当年谁敢跟大唐皇帝称兄道弟，那可是天可汗啊！吐蕃也同唐朝和亲，但吐蕃赞普也得尊称大唐为舅舅而不是姐夫。谁曾想那回纥不仅毫无感恩图报之意，反而倚老卖老、恃势凌人。唐代宗即位时，他结拜兄弟回纥太子叶护因罪被杀，其弟移地健继承汗位，是为回纥牟羽可汗。受大唐之请求，牟羽可汗率军助唐平叛。为表示尊敬，唐朝特意委派大唐的皇储兼天下兵马大元帅雍王李适（即未来的唐德宗）亲赴陕州回纥大营，同回纥接洽。此举本已属两国外交礼仪上的极高规格，哪知狂悖乱道牟羽可汗竟命雍王李适为其行拜舞大礼。这实在有辱皇储的尊严，雍王李适自然不会从命，妄自尊大的牟羽可汗厉声叱责雍王李适。随从雍王李适的僚属药子昂挺身而出说，按照礼仪不应当这样。回纥将军车鼻说：“唐朝天子与可汗已经结为兄弟，对雍王来说，可汗是叔父，怎么能不拜舞呢？”药子昂说：“雍王是天子的长子，如今又为元帅。哪里有中国的储君向外国可汗拜舞的道理呢！况且太上皇和先帝尚未出殡，也不应该舞蹈。”力争好长时间，于是再牟羽可汗的授意下，车鼻将药子昂、魏琚、韦少华、李进各打一百鞭，以雍王李适年少不懂事为由，遣送回营。身受重伤的魏琚、韦少华没熬过一夜就不治而死（《资治通鉴》记载，“雍王适至陕州，回纥可汗屯于河北，适与僚属从数十骑往见之。可汗责适不拜舞，药子昂对以礼不当然。回纥将军车鼻曰：‘唐天子与可汗约为兄弟，可汗于雍王，叔父也，何得不拜舞？’子昂曰：‘雍王，天子长子，今为元帅。安有中国储君向外国可汗拜舞乎！且两宫在殡，不应舞蹈。’力争久之，车鼻遂引子昂、魏琚、韦少华、李进各鞭一百，以适年少未谙事，遣归营。少华一夕而死”）。横行霸道、仗势欺人的回纥牟羽可汗算是把雍王李适欺负到家了，后来唐德宗每忆此辱，必满腔悲愤、怒火中烧，只因有求于联合回纥共抗吐蕃，才隐而不发，但唐朝历代君臣们都牢牢铭记下这回纥给予大唐的莫大羞辱。
为了拉拢回纥，自758年唐肃宗的幼女宁国公主出嫁回纥可汗开始，唐朝前后三次将皇帝的亲女（宁国公主、咸安公主、太和公主）嫁给其可汗。但在这为维系两国友好的和亲中，唐朝尝到了太多的心酸苦楚。唐肃宗送别女儿时，宁国公主哭着说，“国家正多事，我虽死亦无恨”，这一席话语也让唐肃宗痛哭失声。哪知这凄惨的离别之景，竟预示了唐朝一干和亲人等在回纥所受到的凄凉境遇。宁国公主刚到回纥时，不仅没受到隆重迎接，反而目睹了随行的汉中王李瑀被傲慢无礼的英武可汗磨延啜反复诘难的难堪情景。原来宁国公主到了英武可汗牙帐时，英武可汗身着黄袍，头戴胡帽，傲慢地坐于帐中榻上，仪卫甚盛。英武可汗因汉中王李瑀对他不下拜很愉火，怒气冲冲地说“两国主君臣有礼，何得不拜”。李瑀答“唐天子以可汗有功，故将女嫁与可汗结姻好。比者中国与外蕃亲，皆宗室子女，名为公主。今宁国公主，天子真女，又有才貌，万里嫁与可汗。可汗是唐家天子女婿，合有礼数，岂得坐于榻上受诏命耶”。被说得哑口无言的英武可汗方起身下拜，接受诏书。（《新唐书》记载，“甲午，肃宗送宁国公主至咸阳磁门驿，公主泣而言曰：‘国家事重，死且无恨！’上流涕而还。及瑀至其牙帐，毗伽阙可汗衣赭黄袍，胡帽，坐于帐中榻上，仪卫甚盛，引瑀立于帐外，谓瑀曰：‘王是天可汗何亲？’瑀曰：‘是唐天子堂弟。’又问：‘于王上立者为谁？’瑀曰：‘中使雷卢俊。’可汗又报曰：‘中使是奴，何得向郎君上立？’雷卢俊竦惧，跳身向下立定。瑀不拜而立。可汗报曰：‘两国主君臣有礼，何得不拜？’瑀曰：‘唐天子以可汗有功，故将女嫁与可汗结姻好，比者中国与外蕃亲，皆宗室子女，名为公主。今宁国公主，天子真女，又有才貌，万里嫁与可汗。可汗是唐家天子女婿，合有礼数。岂得坐于榻上受诏命耶！’可汗乃起奉诏，便受册命”）。宁国公主在回纥生活了八个月，到乾元二年759年四月，老迈的英武可汗去世，其次子移地健即位，是为牟羽可汗。英武可汗死时，照理按照胡人收继婚的习俗，地位高贵的大唐公主应该改嫁给新一任可汗，继续为可贺敦。但回纥牙官、都督等人竟逼迫宁国公主殉葬。自古以来和亲的公主都因是金枝玉叶而被供为贵人，从未有过和亲公主殉葬之例，正值花信年华的宁国公主自然不从。宁国公主义正言辞地说：“随俗也要看哪个风俗先进哪个风俗落后。你们回纥人，仰慕大唐风俗，才忙不迭地往长安来，把我娶到手，为的是让我们的先进文化影响你们（这些野蛮人）。要是你们的风俗好，何必不远万里跟大唐结亲？不如就地娶一个就好了！你们谁喜欢殉葬谁就去殉葬，我是不干的！”被说得哑口无言的回纥牙官等人虽然没有再坚持下去，但宁国公主也不得不妥协，依照回纥的传统，拿刀划破脸，血流直下。用这种自我毁容的方式表达对逝去丈夫的哀痛（《新唐书》记载，“毗伽阙可汗初死，其牙官、都督等欲以宁国公主殉葬。公主曰：‘我中国法，婿死，即持丧，朝夕哭临，三年行服。今回纥娶妇，须慕中国礼。若今依本国法，何须万里结婚。’然公主亦依回纥法，剺面大哭”）。大唐的公主在回纥受如此欺辱，唐朝的皇帝怎能不愤恨，这无疑又给唐与回纥之间添加了一笔积怨。
三、
唐德宗李适继位后的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曾经对李适大肆羞辱的牟羽可汗在九姓胡劝说下，打算倾举国之众入塞，以实现他同唐朝开战的夙愿。回纥的宰相顿莫贺达干也是牟羽可汗的堂兄，是坚定的亲唐派，对牟羽可汗妄启战衅的做法坚决抵制。顿莫贺达干说，“唐，是大国。从没有亏待过我们。前次入太原，夺取了几万羊马，但回到国内，几乎全部死去或走散。如今要举国远征，万一不能取胜，还有何处可归？”冥顽不化的牟羽可汗就是不肯听。顿莫贺达干大怒，联络了回纥内部的亲唐派贵族，突然发动政变，击杀牟羽可汗。并杀牟羽可汗支党及九姓胡近二千人，自立为合骨咄禄毗伽可汗，派长建达干随唐使者入朝。对大唐素有豺狼野心的牟羽可汗被干掉了，在唐朝看来，这是好事。唐德宗诏令京兆少尹源休持节册封顿莫贺为武义成功可汗又称长寿天亲可汗（《新唐书》记载，“德宗立，使中人告丧，且脩好。时九姓胡劝可汗入寇，可汗欲悉师向塞，见使者不为礼。宰相顿莫贺达干曰：‘唐，大国，无负于我。前日入太原，取羊马数万，比及国，亡耗略尽。今举国远斗，有如不捷，将安归？’可汗不听，顿莫贺怒，因击杀之，并屠其支党及九姓胡几二千人，即自立为合骨咄禄毘伽可汗，使长建达干从使者入朝。建中元年，诏京兆少尹源休持节册顿莫贺为武义成功可汗”）。
虽然武义成功可汗竭力缓和唐朝因牟羽可汗而引发的紧张关系，并努力维系唐和回纥之间的传统友好关系。但在贞元四年（公元788年），武义成功可汗向唐朝求婚时，要求将国号由回纥改为回鹘，“义取回旋轻捷如鹘也”之意。按理说，武义成功可汗派宰相、公主率大批人马来纳聘迎亲，并上书语气十分恭敬，说：“以前我们是兄弟，现在成了女婿，就是半子。陛下如果担心西戎，子请以兵除之”。并且以藩属的名义请宗主唐朝允许其改国号，给足了唐朝的面子。实在是武义成功可汗为强化两国的同盟关系而示出的友好举动。唐德宗也欣然允许，下嫁自己的第八女咸安公主于武义成功可汗，并再册命可汗为汨咄禄长寿天亲毗伽可汗，公主为智惠端正长寿孝顺可敦。但回纥改国号一事，仔细品来，还是会令唐朝十分不悦。修改约定俗成的称呼，其背后往往掺杂着浓厚的政治意图和民族主义色彩。
这就类似于韩国的李明博担任汉城市长的时候，强行要求中国把对汉城的中文称呼改为首尔。李明博解释为，绝大多数国家都将“Seoul”按照与英文标记相似的发音来称呼，随着韩中两国的往来与交流日益频繁，“汉城”名称会造成混乱。这种解释纯属牵强附会，其根本原因是，随着韩国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进一步发展，韩国国内出现了摆脱汉语文化影响的思潮。加上，汉城是中国人几百年前至今一直习惯称谓的名字。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的汉朝。以及汉朝在朝鲜设立的汉四郡。在这种不良的心理情结下，韩国人歇斯底里地要求中国人必须将汉城更名为首尔。这次更名事件只是韩国努力摆脱汉字文化对韩国深厚影响的一种尝试，更是韩国民族主义新延续和发展。正是韩国人的这种狭隘，让中国人对汉城更名首尔事件是十分厌恶。
回纥改名为回鹘，也有着类似汉城更名般的政治意图和民族主义色彩。武义成功可汗即位时，回纥已经出现了衰弱，这是游牧政权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导致的必然。作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武义成功可汗深知应该延续同唐朝的和好，在唐朝的援助下，同吐蕃争夺西域才是回纥最有利的对外战略。因而，回纥继续同唐朝和亲，以维系双方的战略同盟关系。但唐德宗李适念念不忘昔日受牟羽可汗的羞辱，更欲报复回纥。所以，迟迟不与回纥和亲，唐德宗就曾同李泌说，“且毋议和亲，和亲待子孙图之，朕不能已”。为了化解唐德宗的怒气，才有了武义成功可汗以一种谦卑的低姿态来讨好唐德宗。再有，李泌从现实背景、历史对比、前因后果等角度说服德宗从大局出发，考虑黎民百姓，国家生计，而不是个人恩怨荣辱得失。在几经斟酌后，德宗同意把咸安公主下嫁。因为，有求于唐朝，所以咸安公主在回鹘的境遇，比当年的宁国公主强多了。回纥武义成功可汗也不会一味地示弱，这样不利于稳固同唐朝的关系，也会变相地向唐朝示威，示威的方式就是改国号。回纥之名来源于部落韦纥、乌护。后世学者认为，回纥之名有贬义，这也是回纥国人欲改国号的原因之一。但当年朝鲜的国号是明太祖赐予的，云南的国号，也是唐玄宗赐予皮逻阁的。而回纥改国号可不是请唐朝赐予，乃是自己改后，上报唐朝确认。而且，改国号为回鹘，取义像“鹰鹘”鸟那样轻捷勇猛，彰显了自身的雄武强悍。这无疑是在警示唐朝，你应该小心对待我，不可随意造次，我可不是你好惹得。武义成功可汗的这番画外音，唐朝自然是心领神会，不言自明。而在唐朝的内心中，也必然会激起不悦和怒气。当然，这又是一笔账被加入到两国之间的新仇旧恨中。
四、
我们再看回纥在唐朝境内肆意妄为。回纥军队在洛阳杀人放火，好歹也只是战争时期的一时之祸。对大唐王朝及皇族的羞辱也并未波及民间百姓的人身权益。但不管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居行于唐朝境内的回纥人，皆自恃高唐人一等，恣行无忌，无论军队、使节、商人都是巧取豪夺，乃至欺男霸女。犹如作恶多端的土匪一般，所过之处，必祸害一方。
起先留在京师的回纥人常有一千人，而穿着汉服与汉人杂居的经商胡人又多一倍，县官每天供给生熟食品。他们添置资产，修建宅第，市场上获高利的行业都归他们经营，日益放纵而贪婪横暴，官吏不敢过问。有的人身着汉服，引诱汉人，娶为妻妾。引发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和极其的民愤。为此，不胜其怒的德宗下诏，禁令在京师的回纥等各族胡人，不许仿效汉人服饰，须各自穿本族的衣服（《资治通鉴》记载，“庚辰，诏回纥诸胡在京师者，各服其服，无得效华人。先是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县官日给饔饩，殖赀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日纵贪横，吏不敢问。或衣华服，诱取妻妾，故禁之”）。
这还只是回纥在大唐巧取豪夺、大肆敛财。下面这些令人触目惊心的史籍记录，尽是旅唐回纥人那杀人越货，令人发指的暴行。“闰月，己酉夜，有回纥十五人犯含光门，突入鸿胪寺，门司不敢遏”，“春，正月，甲辰，回纥使者擅出鸿胪寺，掠人之女；所司禁之，欧击所司，以三百骑犯金光、朱雀门。是日，宫门皆闭，上遣中使刘清潭谕之，乃止”，“秋季，七月癸巳（十四日），回纥人又擅自离开鸿胪寺，追逐长安县令邵说到含光门街，夺取了邵说的马，邵说只好骑别的马离开，不敢争辩”，“壬寅，回纥擅出鸿胪寺，白昼杀人，有司擒之；上释不问”，“九月，戊申，回纥白昼刺市人肠出，有司执之，系万年狱；其酋长赤心驰入县狱，斫伤狱吏，劫囚而去。上亦不问”，“十年，回纥杀人横道，京兆尹黎干捕之，诏贷勿劾。又刺人东市，缚送万年狱，首领劫取囚，残狱吏去，都人厌苦”。
我们在看看回纥是如何欺男霸女的，当初回纥来中国，常有九姓胡同来，往往留在京师，多达千人，积聚了不少产业。其时酋长突董、翳蜜施、大小梅录等回国，装点行装上路，滞留振武三个月，供给甚丰，费用甚大。这些在唐朝作威作福的回纥大爷们，根本不以唐朝的殷勤为意，反而私下绑架唐朝女子，捆绑堵口后，打包上路。军使张光晟暗中窥察发现，这些回纥人形迹可疑，遂命驿吏用长锥刺行囊才得知，回纥人马匹上的行囊里装的是被绑架的唐朝女子（《新唐书》，记载“始回纥至中国，常参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赀殖产甚厚。会酋长突董、翳蜜施、大小梅录等还国，装橐系道，留振武三月，供拟珍丰，费不赀。军使张光晟阴伺之，皆盛女子以橐，光晟使驿吏刺以长锥，然后知之”）。
回纥人在唐朝的种种不法行为，已是闹得天怒人怨，只是唐朝碍于联合回纥共抗吐蕃的联盟关系，而不得不姑息养奸。唐朝政府能忍，但一些地方的节度使们，早已是义愤填膺，无法再忍。回鹘国每次派人来唐朝贡奉，凡是经过的地方，纵兵残暴掠夺，州县官吏不敢责问，只是布置兵力，加强防守而己。唐朝的河东节度使李载义上任后，适逢回鹘使者李畅前来贡奉。李载义对他说：“可汗派您来朝廷进贡，目的是巩固两国的舅甥关系，不是派您来践踏我国百姓的。如果您不约束士兵，放纵他们掠夺百姓，那么，我只好出兵诛杀他们。你们不要认为大唐的法律可以随便轻视而不遵守”。而后，下令全部撤除州县的防卫兵马，只派两个士兵把守城门。此举言外之意就是，你回鹘兵胆敢再劫掠我的辖区试试，看我敢不敢出兵灭了你们。这把回鹘使节李畅镇住了，李畅畏惧而顺服，不敢再纵兵掠夺违犯唐朝法令了（《资治通鉴》，记载“先是，回鹘每入贡，所过暴掠，州县不敢诘，但严兵防卫而已。载义至镇，回鹘使者李畅入贡，载义谓之曰：“可汗遣将军入贡以固舅甥之好，非遣将军陵践上国也。将军不戢部曲，使为侵盗；载义亦得杀之，勿谓中国之法可忽也。”于是悉罢防卫兵，但使二卒守其门。畅畏服，不敢犯令”）。
对于回纥人在唐朝期间的种种恶行，让我想起了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一句判词“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无疑，回纥人的猖狂激起了唐朝上下的满腔怒火，两国之间的深仇重怨又重重地加深了。
五、
最后，我们在看一下，回纥对唐朝的漫天要价。北方游牧民族向南方汉地的中原王朝开战，根本目的分为两层：第一层是掠夺获取必须的物资；高一层是掠夺更多的财富以满足自身对无尽财富的渴望。当胡人打不过中原王朝的时候，他们会退而求其次，只求能获取必须的物资即可，也就是只求温饱。当胡人能能打过中原王朝的时候，他们的追求也会水涨船高，掠夺更多的财富以满足自身对无尽财富的渴望，也就是追求富裕。安史之乱后的回纥具备了对唐朝构成重大战略威胁的能力，虽然回纥选择了通过和平途径来获取财富，算得上是一种超越时代的进步，但是回纥无法改变自身对财富的无尽渴望。在回纥看来，反正我回纥要的就是财富，既然我回纥恩赐给你大唐和平了，那你唐朝也不能白捡便宜，得花大价钱来交换。换言之，唐与回纥之间的和平，实际上是唐朝买来的。
本来唐朝为了酬谢回纥汗国协助平定“安史之乱”，约定向汗国每年馈赠丝绢两万匹。在此基础上，为了维系双方的“和平友好”关系，还规定了两国以马匹交换丝绢的贸易协议。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在古代的胡汉贸易中，胡人最急于用马匹来换取必须的盐、茶、粮食、棉花等战略物资，回纥汗国为何要唐朝用丝绸而不是钱、粮或茶来进行贸易那！那是因为当时东罗马的丝绸价格比中国高出百倍。回纥从唐朝得到大量的丝绸，然后将丝绸转销往西亚和欧洲可以谋取暴利。这也是为什么回纥愿意同唐朝结盟对抗占领了西域的吐蕃，因为，回纥想控制途径西域的丝绸之路。平心而论，这绢马贸易对唐和回纥双方来说是共赢互利的，因为，唐朝也需要马匹，以维系自己的骑兵力量。据《新唐书》记载，“时回纥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与中国（唐朝）婚姻，岁送马十万匹，酬以缣帛百余万匹”。也就是说，在最初的绢马贸易中，十万匹马换绢百余万匹，即每匹马换十多匹绢。这个价格在当时算是便宜的，唐朝完全能够接受。
但问题是回纥太贪婪了，乾元之后，回纥汗国为了获取更多的丝绸，每年输送给唐朝马匹十万匹，并要求唐朝为每匹马付价绢四十匹。更让唐朝头疼的是，除了国家层面的绢马贸易，回纥的大臣和使臣也以个人身份与唐互市。例如，贞元八年（公元792年）七月，回纥可汗的养子药罗葛灵，在该国执掌大权，乘来唐朝觐之便，个人同唐贸易，共得马价绢七万匹。这个贸易额实在是太过巨大，远远超过了唐朝的实际支付能力。根据《旧唐书·回纥传》记载，大历八年（公元773年）的绢马贸易行情为，“仍岁来市，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动至数万马。”马价实在太高，并且交易量较大，唐朝付不出这么多的绢，其结果就是“中国财力屈竭，岁负马价”。至建中年间（公元780年—783年），唐朝拖欠回纥汗国的马价绢多达“一百八十万匹”。这种不平等的绢马交易给唐朝造成了极大的财政困难，因此，唐朝越来越无法容忍，尽可能地减少回纥马匹的数量。有一次，回纥使者赤心领1万匹马来求售时，待回纥本以宽容著称的唐代宗也无法忍受，以马价绢来源于农民交纳的租赋，不能使百姓负担过重为由，只同意购马6000匹（《新唐书》记载，“（回纥）自乾元后益负功，每纳一马，取直四十缣，岁以数万求售，使者相蹑，留舍鸿胪，骀弱不可用，帝厚赐欲以愧之，不知也。复以万马来，帝不忍重烦民，为偿六千”）。
由于绢马贸易量过大，回纥送来的许多“马皆病弱不可用”。而唐朝偿付的马价绢也往往“疏织短截充匹数，藕丝蛛网三尺余，回鹘诉称无用处”。回纥对此极其不满，经常催促唐朝尽快还清拖欠回纥的马价绢，并抗议唐绢尺寸不够，质量低劣。这样，双方围绕马绢交易问题就一直争论不休。幸好出嫁回纥的咸安公主居中斡旋，这一严重的贸易问题方得以暂时解决，而没有激化两国的关系。但不管怎么说，在这极不平等的绢马贸易中，唐朝无疑是最大的受害者。为支付马价，唐朝不得不加重征收百姓的绢帛，加重了民百姓的负担，而唐朝的财政同样被拖得左支右绌。对此，大诗人白居易在《阴山道》诗中云：“阴山道，阴山道，纥逻敦肥水泉好。每至戎人送马时，道傍千里无纤草。草尽泉枯马病羸，飞龙但印骨与皮。五十匹缣易一匹，缣去马来无了日。养无所用去非宜，每岁死伤十六七。缣丝不足女工苦，疏织短截充匹数。藕丝蛛网三尺余，回鹘诉称无用处。咸安公主号可敦，远为可汗频奏论。元和二年下新敕，内出金帛酬马直。仍诏江淮马价缣，从此不令疏短织。合罗将军呼万岁，捧授金银与缣綵。谁知黠虏启贪心，明年马多来一倍。缣渐好，马渐多，阴山虏，奈尔何”。从诗中可以看出，这种不平等的绢马交易确实使唐朝君臣大伤脑筋，疲于应付。
绢马贸易已经让回纥牟取了巨额暴利，可回纥还是贪心不足、聚敛无厌。唐宪宗时期，国势已经衰落，正走下坡路的回鹘一再向唐朝求婚。这固然有回鹘意图借和亲得到唐在政治上的支持，以此作为控制其它少数民族政权的政治考量。但更有借助和亲继续维持不平等的绢马贸易，以及获取更多的财物赏赐。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回纥可汗又派8名摩尼教徒到长安请求和亲，宪宗令有司计算了一下所需费用，仅礼费就约需800万贯。根据《旧唐书·殷佑传》记载，唐朝当时正在全力讨伐藩镇，一时难以抽出这么多的资金，故而没有答应和亲。但宪宗感到不好强硬拒绝，便派宗正少卿李孝诚、太常博士殷佑到回鹘去宽慰其可汗。我们可以想象巧言令色、惺惺作态唐宪宗心里对回鹘是多么憎恶。
明实亡于万历这句话到底有没有道理呢？
我们从表面上看，明朝亡国，崇祯是要付很大的责任的，毕竟明朝就是在他手上亡国的，但是从深入分析，其实早在万历事情明朝就已经有了亡国之象，只是首富张居正的万历新政成绩斐然，才得以让明朝续命了几十年。万历中后期的怠政，对后金由主动变成防御，这些都对明朝后面的走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是穆宗的独子，从小就在宫里被百般呵护，穆宗对这个宝贝儿子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不仅让有文化的宦官冯宝做他的伴读，还请了在嘉靖朝就崭露头角的张居正作为太子的经学老师，可以说穆宗对朱翊钧从小的培养还算是比较上心的，但穆宗皇帝天命有限，隆庆六年(1572年)就驾崩了，年仅十岁的朱翊钧就这样匆匆登上了皇位。
朱翊钧当皇帝的这48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首辅张居正辅政时期、二:短暂的亲政时期、三:漫长的怠政时期。朱翊钧在位48年，比他的祖父嘉靖还多出三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接手的大明帝国已经有了衰败的迹象，但经过一代名相张居正的锐意改革，明朝出现了短暂的回光返照式的“万历中兴”，可张居正一死，20岁的神宗开始亲政即推翻张居正的一切改革，不仅抄没张家，还将张居正开棺挫骨扬灰，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循规蹈矩接受正统儒家思想教育的皇帝，是如何变的这般残忍、自私、无情。“万历中兴”兴于万历，同时也毁于万历，明朝最后一次由弱转强的政治经济改革就这样匆匆结束。
万历皇帝为何在后来长达30年的时间里深居内宫不问朝事，据说是朝廷上下因为国本之争吵的沸沸扬扬，当时已经进入盛年阶段的朱翊钧已经有了两个儿子，长子朱常洛是万历一时性起临幸太后宫中一宫女所生，而次子朱常徇乃万历皇帝最宠爱的郑贵妃所生，两个儿子虽然都不是嫡子，但万历皇帝却独宠幼子而排斥长子，而大多数朝臣严格遵循“无嫡立长”的祖训，坚决要求皇帝立皇长子朱常洛，任性的万历皇帝为了堵住汹汹众口，采取了连续三十年不上朝这种极端方式来尽量拖延立储时间。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似乎已经厌倦了这种无休止的争执的万历皇帝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国本之争告一段落了，但是太子朱常洛耽误了太久的教育问题依然没有很好的得到解决，因为不得父皇喜爱，朱常洛父子长期生活在一个压力重重危机四伏的环境下，身体心理状态都很不好。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朱翊钧御崩，朱常洛于当年继位，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二十六日朱常洛吃了鸿胪寺丞李可灼所献之仙丹后驾崩，在位仅一月余，17岁的皇太子朱由校继位，改元天启，这个木匠小皇帝宠信大宦官魏宗贤，明朝至此已经被彻底拉进了内外交困，国力衰竭的泥潭。接班人素质、能力的青黄不接罪在万历，如果能够妥善的处理国本之争，对儿孙的教育能够重视，明朝或许不至于在万历驾崩后的短短24年就灭亡了。
万历虽然三十年不上朝，但他和皇祖父嘉靖一样极善权术之道，因此皇权不曾旁落过，他在位期间，主持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宁夏之役、播州之役和朝鲜之役)，虽有力的巩固了汉家王朝的江山稳固，但三次大战役下来，所耗之银两几乎将张居正苦心经营的“万历中兴”所留下的珍贵库银几乎消耗殆尽，据清朝官方的《明史》载：“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首尾八年，费帑金七百余万。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又卷百二十三《王德完传》：“近岁宁夏用兵，费百八十余万；朝鲜之役，七百八十余万；播州之役，二百余万”。据此可以粗略统计出这八年间国家的军事开支高达一千一百六十余万两白银，这极大的消耗了明朝有限的国家财力，所引发的后果就是边备松弛，武器落后、粮饷不济，逃兵益增。
万历在位期间为了增加宫中的收入以应付日益庞大的内庭开支，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开始派太监奔赴各地采矿并强征矿税，这被认为是明朝快速走向衰落的主要原因，被看做是他执掌大明江山48年来的第一大诟病，这个矿税征收最初仅在京畿中枢的直隶，但很快就遍及河南、山东、山西、浙江、陕西等处。结果是引发各地民怨四起，在万历死后的不到十年间，李自成起义、张献忠起义便席卷了整个明朝。
煤山自缢前的崇祯皇帝曾经对满朝文武大臣说过一句话“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却皆亡国之臣”，他本有心力挽于明朝这座大厦不倒，却无力解决祖、父、兄留下的千疮百孔的大明江山的各种问题，明朝灭亡的迹象，早在万历后期就有所表现，明亡，万历皇帝其责难逃啊。
寺和庙有什么区别？
寺和庙是不一样的。庙是中国古代祭祀天地鬼神的地方。皇帝有太庙，民间有土地庙，龙王庙等等。而寺是古代的行政单位。比如大理寺，是主管考核官员的。鸿胪寺，是主管外交的。永平十年，汉明帝派特使把两位法师迎请到了中国，开始就是鸿胪寺负责接待的。后来因为佛教受到朝野普遍的欢迎，就把两位法师留在了中国，另设一个新寺，叫白马寺。这是中国第一个佛寺，是当时朝廷直属的行政机构。它的目的就是翻译经典，再一个就是指导大众共同修行。
历史上的佛寺，相当于现在的大学，它的目的是普及教育。佛寺里面有藏经楼，起到了现在公共图书馆的作用。里面不单单佛教经典，儒家道家的经典都有收藏。很多读书人，象王阳明、朱熹、范仲淹这些大儒，都曾长时间在寺院里挂单读书。而且寺院定期有佛法的讲座，当地老百姓都可以去听，这是起到普及佛法的作用。也是大众共同修行的一个场所。
寺院里的出家人，相当于现在大学里的专职教授。学佛选择出家或者在家，这是分工的不同。出家只是选择做专职弘扬佛法的工作而已。这就好比现在有人选择在学校里教书，也是专职做传播知识的工作，这是一样的道理。但是学佛不一定非要出家，就好像学知识不一定非要当老师。出家人也不一定比在家人高明，就好像当老师未见得一定比其他职业知识渊博，这是同样的道理。诸位可以读读《居士转》《女居士转》，这些在家人的成就甚至还超过出家人。
中国大陆近百年佛教受到很大的破坏，大众甚至佛教徒对于传统佛教都有很大的误解。最明显的误解，一个是供奉佛像，一个是给庙里捐钱。寺庙里供奉佛像，相当于私塾里供孔子像，又好比美国人把四位总统像雕在岩石上，或者是在蜡像馆收藏。塑像的一个目的是纪念老师，再一个就是见贤思齐，用老师的形象提醒自己用功。并不是把佛像当神明看待。至于寺院捐钱，这是印度僧团乞食制度在中国的本土化。中国古时候，有两种职业是不明码标价的，一是老师，一是医生。老师教学生，或者医生看病，学生和病人都是随分给的，有钱多给一些，没钱少给一些。前面讲了，佛教寺院相当于是社区大学，它本身也不明码标价。就摆一个功德箱，大家也是随分给，相当于大众集资办学。因为中国不象印度，印度是在佛教出现之前就有比丘行乞的风俗。而中国的文化背景不同，形式需要根据环境而改变。因为寺院的钱是用来办教育的，给寺院捐钱相当于支持教育，这是做了很大的好事，但却谈不上功德。按佛法的原理来讲，功德是从定中来的，不是从布施做善事来的。历史上梁武帝造四百八十寺，达摩祖师也说并无功德。
再说和尚。现在和尚成了通用名词，泛指出家人。其实佛门里面，和尚是个非常尊贵的称呼。一个寺院的主持，或者是一方的道场的主讲人，才称为和尚。再说合什，合什是佛门一个礼节，它是代表把纷乱的心思收束住。我们平时十指是张开的，现在把它合拢在一起，这就是代表集中，代表定。定是佛法修行的核心，所以这个礼节有很深的寓意在。就好像基督徒划十字，也有它的寓意。佛门一举一动，都有它的寓意，但这里面没有神秘和迷信。
“寺”的本义是宦官和官吏办公的处所。《经典释文》中说：“寺，本亦作侍。寺人，奄人也。”奄即宦官，后来称太监，故“寺”最初的本义是从“侍”这一意义而来的，乃是宦官的意思。《说文》云：“寺，廷也。”《汉书》注：“凡府廷所在，皆谓之寺。”如汉代的御史府，也称御史大夫寺，中央一级的常设机构有太常寺、大理寺等。秦汉两代建立的“三公九卿”制，三公的官署称为“府”，九卿的官署称为“寺”，即所谓的“三府九寺”。汉代，九卿中有“典客”，后又改称为“大鸿胪”。鸿胪卿的职责是布达皇命、应对宾客，其官署即“鸿胪寺”。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跟随汉王朝派往西方寻找神佛的使臣，用白马驮着佛经和佛像来到了洛阳。这两位印度僧人被安排到接待诸王和外国人的鸿胪寺居住。第二年，汉明帝下令在洛阳城雍门西面，按天竺僧伽蓝摩（该梵语的意思是“僧众所住的园林”）样式为这两位印度僧人建造了一些房屋，这些房屋依照当时的习惯，也被东汉王朝称为“寺”。因为寺内的经书是用白马驮来的，朝廷便将其命名为“白马寺”。这样，洛阳的白马寺就成为中国的第一座佛寺。隋唐以后，寺作为官署的称谓越来越少，而逐渐演变为中国佛教建筑的专用名词。
“庙”的历史比“寺”更为悠久，因为它是中国人供祭祖宗神位的屋舍，故又称为“宗庙”。《礼祀·祭法》中说：“天子至士，皆有宗庙”、“天子七庙，卿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在古代，“太庙”是帝王的祖庙，其他凡有官爵的人，也可按制建立“家庙”。汉代以后，庙逐渐成为祭祀中国的一切圣贤、神灵的处所，如孔庙、武侯庙、关帝庙、岳王庙、龙王庙、孟姜女庙、屈原庙、妈祖庙、山神庙、土地庙、城隍庙等。中国古代，差不多每一座城池都有一个城隍庙，而庙中所建“尸主”，大多有姓名可查，如上海城隍庙的“尸主”为元末明初的“东海名士”秦裕伯，昆明城隍庙（原址在今“五一电影院”）的“尸主”为明代大忠臣于谦。另外，皇宫的前殿也称为庙，所以朝廷也称为“庙堂”、“庙廊”。如宋代著名文学家范仲淹就有名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