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湖州抗税事件的再次出现？

据当地政府报道，浙江湖州吴兴区织里镇由于业主“抵制增税”而引发的恶性事件，在经公安及时处置后，事态逐步得到控制。翌日，又有部分人员在织里镇政府广场聚集，且发生拦截车辆、打碎车窗等状况，公安机关采取措施，事态亦恢复平静。

而对于事件的起因，吴兴区政府的一份声明称，“织里镇在童装税收社会化征管过程中，一户安庆籍童装小业主多次拒交税款，在征管人员上门征收时，该业主纠集多名同籍业主围攻工作人员，恶意滋事。”

当然，在“闹事者”那里对于事件有不一样的解释，有很多人认为童装的“机头税”突然未经通知便由原先的每台300元提升一倍至每台600元，这在经济不景气和中小企业生存艰难的大背景下无疑是不能接受的，是致其广大童装生产者以死地之举，再加之最近反复提及的税负过重问题，是以“闹事者”认为“不抗争便是死”。

而政府方则认为，童装“机头税”长期只征收每台300元实际上是极大的优惠，毕竟城区范围的“机头税”达到了每台1000—1200元，即便加到了每台600元，相比城区来说仍然很低。所以事件的发生是因为一些“刁民”只记得税收的优惠，而不愿回到其原有水平。

在看了很多资料之后，笔者认为湖州此次的事件其实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湖州的暴力抗税事件与前段日子淘宝商城上演的“十月围城”颇有些相像，两者的起因都是由于管理者单方面突然提高了费用而导致的下层不满，彼此都宣称之前一直是处于优惠状态。但与淘宝的纯商业不同的是，我们湖州的事件其实不需要多麻烦，只要当初在通过增税时经过了人大，而人大的职能又是健全和完善的，那么就远不会产生这么多麻烦。因为增税如果经过了人大的批准，那么从程序上来说就是合理，可视为其增税行为获得了交税人的同意，“抵制增税”行为就会少很多。

然而要达到这一点，我们首先必须要加强人大选举制度的户籍改革。我们看到此次湖州恶性事件的主要参与人群均为安徽籍，而非当地人，这已经是今年继增城事件之后第二次外来群体与本地群众的冲突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并不是偶然。我们看到，由于国内流动人口数量极其巨大，户籍分离现象常见，选民一方面难以回到本地进行选举，另一方面在异地又无选举权，这种选举权长期在现实中的无法履行的情况已经形成了很大问题。特别是外来群体在当地毫无归属感，政府制定政策也往往不征询其同意，所以经常在以本地选民为主的人大投票中成为一些政策的牺牲品。

正是由于如此，北京才三番五次有人大代表提出限制外来人口、提高入京门槛等，因为他对选举自己的北京市民负责，而无需对无投票权的外来人口负责。当然，由于北京代表们素质很高，这些提案都未能通过，但是其他地区却决不然，限制外来人口在本地就业甚至创业的歧视性政策并不少见。因此，此次湖州事件中安徽籍童装制造者强烈的反抗情绪至少有一方面是来自长期失语和被忽视的情绪宣泄。所以，以所在地进行选民登记的改革应当尽快提上议程。

此外，不但增税需经过人大批准，减税也不能是由当地税务部门自己定了算。如果当初在制定每台300元的税收政策时，是经过了与纳税商户协商的，或是人大批准下来的，那样群众最起码会明白自己是处于优惠期。而优惠期也应当有一个具体期限，明确结束和再定时间，也便于群众早做准备和接受。

其实笔者并不认为每台再增加300元税收能达到导致业主难以生存的地步，因为童装业每台缝纫机每年销售额平均大约在10万左右，以20%的利润率计，再除去工人工资仍有相当的利益空间。因此湖州抗税事件更大程度上还是业主们难以接受税务部门单方面增税，并上门征税的行为而引发的。

对此，我们希望在今后关于税收等敏感问题的决策上，理应发挥人大的作用，通过人大积极寻求建立多方的协商机制，达到利益协调、当事人满意的目的。毕竟我们有人大，也有基层自治组织，不是没有协商渠道，政府也不是淘宝，单方面突然提高税收并强行征缴的行为只会激化矛盾。需知让群众自觉自主纳税才是税收的发展方向，通过国家强制力来征税绝对是下下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