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意识形态需“再编码”

主流意识形态需“再编码”

新媒体发展的技术趋势，是与移动互联网接入终端的深度融合，充分利用碎片化的时间，以碎片化的信息，实现对受众的包裹和浸润。在新媒体中传播的信息，通常具有简单化、符号化、抽象化的特点。

从理论上来说，政治意识形态是一组用来解释社会应当如何运作的观念与原则，并且提供了某些社会秩序的蓝图。政治意识形态大量关注如何划分权力，以及这些权力应该被运用在哪些目的上。但在网络空间中，人们看到的不是学理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而是活跃在网络空间的一个由三个同心圆构成的复杂结构：意识形态处于最核心的位置，高度的理论抽象是其主要特征，主要通过专家学者的思辨总结来完成；中间层次，是具有可操作性、能够被用于解释日常生活中具体问题的解释框架，这是核心价值观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再编码”之后的结果，主要由传播学意义中的媒体和“意见领袖”完成；最外围，也是最直观的表现形式，是各种运用解释框架，对具体现象、问题、政策进行解读，乃至在此基础上的言行表达，由普通受众完成。

这个结构是由网民结构所决定的，以中国来说，超过75%的网民没有接受高等教育，无论是个人的能力、习惯还是利益偏好，都决定了没有多少网民真正愿意以学术研究或者程式化宣传的视角，接受、传播网络时代来临之前的那种意识形态样式，无论其具体内容，这是网络空间的客观现实。因此，网络空间内不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竞争，某种程度上，就变成了一种“再编码”的竞争。

美国在公共外交上的实践，很能说明问题：2006年11月，美国国务院成立了Digital Outreach Team，努力在网络世界中推广体现美国价值观的叙事结构。美国认为，通过每周在全球20-30个网站，比如BBC这样有影响力的网站，发表数十篇评论，有助于在虚拟世界抵消基地组织反美主张的影响；为此，他们使用阿拉伯语、波斯语、乌尔都语发表言论，重新将20世纪30年代黎巴嫩某些世俗化阿拉伯诗人的作品传上网络，在虚拟世界中模拟参观一个美国小镇，在虚拟世界中聆听一段美国的独立宣言，以此“创建一种美国的叙事方式”，“让美国的价值观和理念具象化”。

1948年9月，中国内战还没有结束，由“遏制战略之父”凯南担任主任的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室就向美国国务卿提交了评估美国对华政策的备忘录，其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真正麻烦将在敌对行动结束以后出现……更严重的问题将是他们的意识形态与中国的现实之间存在的反差所引起的种种复杂问题”，“在争取中国的斗争中，只有通过政治、文化和经济形式，才能最有效地运用我们的力量。”

显然，今天中国面临的在新媒体时代重新把握意识形态主动权的艰巨任务，是历史发展到今天的客观产物，必须以有效的创新，来应对这一系统而全面的挑战。必须看到：真正的问题，并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失去了吸引力，事实证明恰恰相反，相当数量的挑战，是以“没有做到核心价值观”(比如为人民服务)作为理由的。因此，真正的挑战是，如何在新时期为核心价值观设置有吸引力的解释框架，并通过合适的方式，让民众接受。

灵活反应与塑造“软权力”

新的传播革命造就了新的执政环境，在这种环境下，传统的控制式治理，暴露出了最大的缺陷，那就是僵硬：除了“放”，就是“管”，而且还是主要行政指令方式进行的单向度管理。其结果，一是陷入“一管则死，一放则乱”的怪圈；一是导致主流价值“解释框架”更快地失去吸引力。传播革命要求的是灵活反应，核心在于重新提供“解释框架”，侧重在于形成能够应对各种不同类型挑战的，多样、丰富、灵活、有弹性的政策工具，针对不同性质的挑战，做出有针对性、个性化、人性化的回应。

首先，工作重心需要从控制式模式转向治理式模式。一方面，这意味着政府制定更加有效的规则，并以有利于国家和社会整体发展的方式执行规则；另一方面，这意味着更看重对话、沟通、协商，除了极少数无法沟通或者确实已经造成了对社会实际损害的行为需要依据法律公开、公平、公正的进行管理之外，必须更多地探索如何在信息公开中，在意见公开表达中寻求政治共识。诚如美国著名传播学家李普曼所言：“当代意义最为重大的革命不是经济革命或政治革命，而是一场在被统治者中制造同意的艺术的革命。”

其次，必须敏锐地把握在挑战中所蕴含的机遇。争取主流意识形态在新媒体环境中的主动权，既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和挑战，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它能够让民众真正通过新媒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尽可能杜绝和避免少数政府官员、个别部门，用自身利益绑架国家利益，为局部利益牺牲大局利益，甚至为谋私利不惜以国家政治安全作为代价。

第三，塑造“软权力”应该成为把握意识形态主导权的战略目标。相对军事力量、经济力量的硬权力，意识形态、传播主导权则是一个国家、一个执政党软权力的最重要的表现。国家治理需要“硬权力”和“软权力”双脚支撑，两脚都要硬，国家才能稳定、强盛。提供具有吸引力的“解释框架”，是软权力的核心。

2011年，中东北非经历了“阿拉伯之春“，政治强人黯然下台；而同样用新媒体实施组织串联，同样利用经济萧条引发的生活压力与社会怨恨作为动力，“伦敦之夏”与“华尔街之秋”却只是昙花一现，没有危及英美两国的政权；当“占领华尔街运动”从美国扩散到相当数量的西方发达国家时，也没有出现政权更迭的问题。如《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所言，“占领华尔街”没有成为一场左翼运动的开端，就是因为在这些西方国家，不存在一种能够匹敌资本主义的左翼意识形态，没有进行深度解读的“解释框架”。最终这种抗议，只能是各种牢骚与不满情绪的机械组合，即使走上街头，也不可能威胁这些国家的政治安全。这就是软权力对于维持国家政治秩序的战略价值所在。

探索新的“解释框架”

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塑造“软权力”应该着眼于以下三个方面：

1、重塑核心价值观与主流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具有在执政和治理社会过程中其他任何要素不能取代的作用。一旦意识形态混乱，社会一定混乱。而主流意识形态必须是上下都能接受，都能践行的导向性思想和行为规范。在广泛传播主流意识形态过程中，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辩护动能、解释功能、整合功能、引导功能，这是当前执政党重塑软权力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