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岁村官引去留争议！干部整体老龄化，制度与能力如何权衡？
63岁村官引去留争议！干部整体老龄化，制度与能力如何权衡？
华北平原的李家庄最近热闹得像赶大集，村头老槐树下天天围满村民，争论的核心就一个——63岁的张书记该不该留任。“留！”卖农资的老王第一个拍桌子，“去年夏天旱得玉米叶都卷了，张书记揣着降压药跑了三天，愣是从邻县水库引来了水，这情分咱不能忘！”话音刚落，刚回村创业的小周就皱起眉：“可上次申请乡村振兴补贴，张书记连电子表格都不会填，最后还是我帮他弄的，耽误了整整一周。现在村里搞直播卖苹果，他连镜头都不敢面对，这咋跟得上趟？”
其实李家庄的争议不是个例。农业农村部2024年发布的《全国村级组织建设发展报告》显示，全国村“两委”成员中，60岁以上占比已达28.7%，中西部一些偏远村庄更是超过40%；反观35岁以下年轻干部，占比还不到12%。一边是老村官熟悉村情、威望高，一边是新形势下需要的数字能力、产业思维跟不上，到底该留还是该换？制度规定的年龄红线和基层实际需要的能力之间，该怎么找到平衡点？
一、争议焦点：“该留”与“该退”的两派理由，都很实在
关于老村官的去留，村民和基层干部的看法几乎对半分，两边的理由都扎根在村里的实际事儿上，不是空喊口号。
先看“该留”的一方，核心理由就两条：熟村情、有威望，这是年轻干部短时间补不上的。就像李家庄的张书记，在村里当了18年干部，谁家有矛盾、哪块地适合种啥、村里的老账怎么算，他闭着眼都能说清。去年村里修水泥路，有几户村民不愿拆院墙，镇里派来的年轻干部磨破嘴皮都没用，最后是张书记带着自酿的米酒上门，拉着家常就把事儿谈妥了。还有湖北黄冈某村的陈书记，65岁了还在任，去年村里引进香菇种植项目，村民怕赔本不敢种，是陈书记先带头种了3亩，赚了钱后大家才跟着干，一年就带动20多户脱贫。这类老村官的“威望资本”，是靠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办实事攒下来的，不是靠学历或政策就能快速建立的。
再看“该退”的一方，理由更直接：跟不上新需求、拖慢发展节奏。现在村里的活儿早就不是“调解矛盾、收水电费”那么简单了——要帮村民在“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上办医保缴费，要给村里的农产品拍短视频引流，要对接电商平台谈合作，还要懂点乡村规划的基础知识。可不少老村官连智能手机的复杂功能都玩不转，比如陕西渭南某村的王书记，62岁了，每次做村里的产业报表，都得让在外打工的儿子远程帮忙填；还有江西赣州某村，去年想申报“乡村旅游示范村”，需要提交电子版的规划方案，老书记折腾了半个月都没弄明白，最后还是镇里派年轻干部来帮忙，才赶在截止日期前报上去。更关键的是，一些老村官的思维还停留在“守摊子”上，提到搞直播、引民宿，总说“咱村没这条件”，错失了不少机会。
两派理由摆在一起就会发现，争议的本质不是“老”与“年轻”的对立，而是“传统经验”与“现代能力”的碰撞——老村官的优势是“稳”，能守好村里的基本盘；但新形势下更需要“进”，得能带着村民找新路子，这两者的缺口，就是争议的根源。
二、现状透视：干部老龄化背后，是“没人来”和“留不住”的现实困境
很多人会问：既然老村官有短板，为啥不找年轻干部来接班？其实不是不想找，是基层面临着“没人愿意来、来了留不住”的双重困境，这才导致老村官不得不“超期服役”。
首先是“没人愿意来”。农业农村部的调研显示，愿意回村当干部的年轻人，主要集中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中西部偏远村庄几乎是“一才难求”。为啥？最直接的就是收入问题。全国多数村庄的村干部，月工资在2000-3000元之间，中西部有些地方甚至不到2000元，这对需要养家的年轻人来说，连基本生活都难保障。河南南阳某村的村主任说，去年他们村招年轻助理，报名的只有3个人，最后还都因为“工资太低”没干满3个月。除了收入，发展空间也是个大问题——村里的干部晋升渠道窄，多数人干一辈子也就是村“两委”成员，这对有职业规划的年轻人吸引力不大。
其次是“来了留不住”。就算有年轻人愿意回村，也容易因为“水土不服”或“干事难”走掉。一方面，年轻人刚回村，不熟悉村里的人际关系和老规矩，想推新政策容易被质疑“毛头小子懂啥”。比如江苏盐城某村的大学生村官小吴，刚回村就想推“土地流转种葡萄”，结果老村民说“你没种过地，别瞎指挥”，最后项目不了了之，小吴干了一年就走了。另一方面，基层事务繁杂，年轻人往往身兼数职，既要管党建，又要抓产业，还要处理村民矛盾，长期处于“连轴转”状态，不少人扛不住压力选择离开。民政部2024年的统计显示，中西部地区35岁以下村“两委”成员，任期超过3年的还不到50%。
更现实的是，一些偏远村庄的基础设施和生活条件，也留不住年轻人。没有像样的超市、医院，孩子上学要去镇上，网络信号时好时坏，这些都让习惯了城市生活的年轻人望而却步。就像甘肃定西某村的村支书说的：“不是我们不想用年轻人，是真没人来；有人来了，也真留不住，最后还是得靠我们这些老家伙撑着。”
三、制度困境：“年龄红线”与“实际需求”的矛盾，该怎么破？
现在不少地方对村“两委”成员有明确的年龄限制，比如规定“新当选成员年龄不超过55岁”“连任不超过两届”，这是为了推动干部年轻化，但在实际执行中，却常常和基层的需求撞车——有些老村官能力强、村民认可度高，到了年龄就得退；有些地方找不到合适的年轻人，就算老村官有短板，也只能让他接着干。
先看制度的“刚性”一面。目前全国多数省份在村“两委”换届选举中，都设置了年龄“指导价”：比如山东规定，新当选村党组织书记年龄一般不超过55岁，优先选拔45岁以下的；广东则要求，珠三角地区村“两委”成员平均年龄控制在45岁以下，粤东西北地区控制在50岁以下。这些规定的初衷是好的，能倒逼基层培养年轻干部，但在一些“能人难寻”的村庄，就成了“两难”。比如山西吕梁某村，2023年换届的时候，按规定要选55岁以下的村书记，可全村符合条件的年轻人要么在外打工，要么没经验，最后没办法，只能让61岁的老书记继续留任，还得向上级打报告“特批”。
再看基层的“弹性”需求。有些老村官虽然年龄超了，但在处理复杂问题、带动村民致富上有“硬本事”，村民也真心拥护，这时候“一刀切”的年龄限制就显得不合理。比如浙江温州某村的郑书记，64岁了，不仅会用智能手机做直播卖鞋，还引进了制鞋企业，带动村里300多人就业，村民联名请愿让他留任，最后上级部门特批他继续任职。还有江苏苏州某村，老书记62岁，熟悉村里的集体资产运营，每年能给村集体增收200多万元，换届的时候村民全票支持他留任，年龄限制也暂时“让了步”。
这里的核心矛盾，其实是“制度的统一性”和“基层的差异性”之间的不匹配。大城市周边的村庄，年轻人多、资源多，容易找到符合年龄要求的能人；但偏远村庄没这条件，硬卡年龄线，反而会导致“无人可用”。所以现在不少地方开始探索“弹性制度”：比如湖北规定，对特别优秀、村民认可度高的老村官，经村民代表大会同意，可放宽年龄限制1-3年；四川则推行“任期弹性制”，不搞“一刀切”的两届限制，只要干得好、村民支持，就可以继续留任。这些尝试，其实就是在制度和实际需求之间找平衡点。
四、破局思路：不搞“非留即退”，用“组合拳”平衡制度与能力
其实老村官的去留，没必要搞“非黑即白”的选择。更务实的办法，是用“传帮带”补能力短板，用“弹性用人”解人才困境，让老经验和新能力结合起来，既能守住村里的“根”，又能跟上发展的“步”。
第一个办法：“银龄导师+年轻助理”，让经验和能力“搭对子”。这是现在很多地方都在试的招，效果挺明显。比如安徽滁州推行“1名老村官+1名年轻助理”的搭档模式，老村官负责协调村情、处理矛盾，年轻助理负责数字政务、产业对接，两人分工合作。滁州某村的老书记63岁，年轻助理28岁，去年两人一起搞“稻虾共养”，老书记负责动员村民流转土地，年轻助理负责对接技术专家、在网上卖小龙虾，一年就帮村民增收了1500多元。这种模式既发挥了老村官的威望优势，又补上了数字能力的短板，还能让年轻干部在实践中学习，慢慢积累经验，解决“接班难”的问题。
第二个办法：针对性培训，帮老村官“补技能”。很多老村官不是不想学，是没人教、不知道怎么学。针对这点，不少地方开展了“老村官数字技能培训”，比如江西组织专家下乡，手把手教老村官用政务APP、拍短视频；浙江则开发了“乡村干部学习平台”，把医保办理、报表填写这些操作做成短视频教程，老村官随时能看、随时能学。浙江衢州某村的老书记62岁，之前连微信转账都不会，经过培训后，现在不仅能自己在网上帮村民办社保，还学会了用抖音直播卖橘子，去年光直播就卖了5万多斤。事实证明，只要培训到位，老村官也能跟上新形势。
第三个办法：完善“留才政策”，让年轻人“愿意来、留得住”。要从根本上解决干部老龄化，还是得让年轻人回村有奔头。一方面，要提高村干部的待遇，比如江苏、浙江等地，把村书记的月工资提高到5000元以上，还缴纳五险一金，让年轻人觉得“这份工作有保障”；另一方面，要拓宽晋升渠道，比如规定“优秀村书记可选拔为乡镇公务员”“表现突出的年轻村官可推荐读在职研究生”，让年轻人有发展空间。此外，还要改善村里的基础设施，比如完善网络、建文化活动中心，让年轻人回村后生活更方便。安徽芜湖某村，去年不仅提高了村干部工资，还建了青年公寓、引进了超市和快递点，一下子吸引了8名大学生回村当村官，彻底解决了“没人可用”的问题。
说到底，村干部的去留，核心不是年龄问题，而是“能不能为村民办实事、能不能带村里谋发展”的问题。制度的红线是为了规范，但不能“一刀切”；老村官的经验宝贵，但也得跟上时代；年轻干部有活力，但也需要时间成长。只有把制度的弹性、老村官的经验、年轻人的能力结合起来，才能让村里的事越办越好，让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这才是基层治理最实在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