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与最亲最爱之人告别？《小伟》给出了答案
原创 魏敏 方圆
如何和最亲最爱之人告别，这似乎是我们每个人永远都学不会的难题，仿佛无休止的自责、无止尽的眼泪是我们所能做的一切。
《小伟》同样给出了我们答案：无论年轻还是衰老，健康还是患病，我们都需要练习如何失去。
1月22日“悄悄”上映的《小伟》，非大导演作品、没有明星，也没有煽情，在豆瓣上却收获了7.8的高评分。
它更像是一部纪录片，述说了一个患癌家庭的日常，同时拍出了癌症电影更深远的样子。
《小伟》改编自导演黄梓的亲身经历，原名《慕伶、一鸣、伟明》，曾在First 青年影展上斩获“评委会大奖”，也走过上影节和平遥展，低调却一路积攒了好口碑。
患癌家庭中一个女人的疲惫与坚韧
荧幕上，广州潮湿的空气、沉闷的风便扑面而来，你能闻到那斑驳老旧的楼墙散发出的浓浓的霉味儿。摇摆不定的镜头拐来拐去，进了房间。局促黑暗的房间里，妈妈正在给爸爸染发，儿子半躺在沙发上昏昏欲睡。
如果不出意外，妈妈也会像其他普通家庭妇女一样，早起买菜，收拾家务，跟丈夫和儿子唠叨个没完；如果不出意外，爸爸依然每天跑去单位混混日子，跟三五好友喝喝小酒，然后等着老去；如果不出意外，儿子会飞去国外留学，尽情挥霍大好的青春，憧憬无限可能的未来……
然而，意外还是比明天先来了。当得悉父亲患癌那一刻，妈妈和儿子的惶恐、痛苦、谨小慎微都走进了镜头里。
妈妈站在医院长长的走廊尽头，仿佛瞬间被掏空，以为人到中年，见惯了生死别离，却不想整个世界都崩塌了。
来不及收拾七零八碎的心情，她只好冲到水龙头旁将眼泪洗掉，这一幕恰好被儿子撞见，问她父亲得的是不是癌症，她生气地矢口否认。儿子将信将疑地走开，无法自控的妈妈又哭了起来，儿子折返了回来，四目相对，两人便已达成默契——对爸爸隐瞒病情。
至此，每个镜头里面没有声嘶力竭的痛哭，没有捶胸顿足的哀叹。对此，导演黄梓说：“我在表达上会比较克制，我不希望过多地去渲染苦难，虽然描写苦难会是让观众共情的很有效的方式。但是我确实不喜欢把苦难都摆在台面上，让观众陪同那个角色再经历一次苦难，那不是我想呈现的效果。”
不渲染痛苦，不代表真的不痛。尤其是妈妈，她即将面临的不止丈夫的离去，还有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带给她的巨大困惑。
首先，她需要用一个善意的谎言对丈夫隐瞒这一切。有时候善意的谎言比真正的谎言更让人煎熬，因为你需要伪装，需要极强的克制力，哪怕胸口插了一把刀都要保持微笑。
黄梓说，现实中他的妈妈也不是一个善于撒谎的人，心情总是全部写在脸上，甚至“眼睛很浅，看什么电影都会哭”，然而面对如此大的家庭变故，妈妈瞬间变成了一个合格的“演员”，哪怕偷偷流泪被丈夫看到，她也能立即用一个呵欠完美地掩盖。
影片中还有一个小细节展现了妈妈极强的克制力。当一家人“欢欢喜喜”收拾东西准备带父亲出院时，一位冒冒失失的护士误将病情诊断书递到了父亲手里，他读着“肝癌”二字，妈妈嘴角抽搐了几下，一把夺过诊断书，快速追了出去。
追到护士台，她恳请工作人员将诊断书上的“肝癌”改成“肝硬化”。拿到被修改的诊断书后，妈妈千恩万谢，一边跑向病房假装大声责骂着冒失护士“现在的护士做事太粗心，诊断书都能搞错”，一边回头朝其鞠躬道歉。
面对死亡之门即将开启，作为亲人，是该掩藏真相还是共同直面？很多病患家属都面临两难选择。
“病人家属是不是愿意把病情告诉别人？治病选择权往往落在病人家属身上，病人很多时候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受了亲人帮他做出的选择。”黄梓说。但与病人相比，病人家属承担的更多。与逝去的人相比，存活下来的人更加无助和痛苦。
在以往套路化的抗癌故事里，在癌症病人的最后岁月，亲人总是会付出全部身心去陪伴，去享受最后的相守，以及患癌家庭生活上的艰难与精神上的痛楚，很少有人抛开病患，去体会家庭中每个个体的情感与压力。
影片中的妈妈却让人看到一个女人的疲惫与坚韧，对于丈夫更是死扛到最后一刻也要小心翼翼地去保护，一次次处于情绪崩溃的边缘又一次次硬生生收拾起溃败残渣，这些都通过电影中的一个个小细节展示出来，也最为动人。
子女的挣扎与遗憾
生活的遗憾往往能够成就电影的精彩，无论是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的《如父如子》《步履不停》等电影中对于血缘亲情的温柔映照，还是李安导演“父亲三部曲”中，对于父权形象的戏剧性解构，亦或是张艺谋导演《千里走单骑》中想极力破除父与子之间情感冰层的愿望……实质上，全部都是人们对于东方式家庭关系的反思与和解。
到了青年导演黄梓这里，他将自己青春躁动期的叛逆、想逃离，以及改变世界的大梦想都放进了影片里，娓娓道来、淋漓尽致。
影片中，在陪父亲回乡返程的列车上，儿子一边大口地吃着方便面一边对父亲含含糊糊地说：“我想改变世界。”
话音刚落，或许观众笑了，但笑过之后，发现这类似青春的戏言，却掩藏着父子两代人的彼此怜惜，以及那些永远也无法弥补的遗憾。
“其实这也是我想跟我父亲说的，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谈及这个小片段，黄梓说。“回想起我青春期的时候，也常常不能理解有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别人告诉我的世界与我亲身经历的世界存在巨大的落差。我开始去怀疑，然后尝试找到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
黄梓的父亲叫小韦，但他小时候常常写成小伟。父亲之于黄梓，就像大多数的父子关系一样，小时候觉得他是伟岸的，是无所不能的，是永远的超人。
之所以用《小伟》作为片名，对于导演黄梓来说，小韦就是最伟大的父亲。“但事实上，他是个非常普通的父亲。他喜欢待在家里做饭，做得不好吃但又硬撑说自己有中级厨师证。”
影片中，那个正处于青春期的少年在得知父亲即将不久于人世后，似乎并无多大感触，也没对父亲多些温暖与爱，照样与同学嬉笑怒骂、逃课、打架、犯错。可是当父亲刚刚出院就吐了一大盆血后，他安慰父亲说“一点而已”。
他收到加州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就选择了放弃，甚至一开始都没有告诉父母这件事，妈妈问他手里拿的什么，他轻描淡写地说是水费、电费单。
他当着父亲的面用英文朗读了加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只说这是一份口语材料，而听不懂英文的父亲鼓励他，英文要更大声地念出来。原本对留学生活充满了幻想的年轻人，内心的矛盾、不舍、挣扎，都曝晒在了午后的落日里。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黄梓去美国留过学，父亲患病时，他正在新加坡攻读硕士学位，这也成了他对父亲的遗憾，他说：“如果我没有去留学，还可以多陪父亲几年。”
但妈妈却说：“如果你继续在国外读书，你父亲还能多活几年，因为他会等你回来。”
电影中还有一个精彩画面让人记忆犹新，感触颇深。陪父亲回乡返回的路上，父亲把躺在卧铺上的儿子挤到一边，一把抱住他，想跟他一起睡，儿子极力推开，父亲调侃“你小时候都爱挤到我和你妈中间睡”。
这段细致又温暖的画面，是黄梓“创造”出来的。小时候的黄梓不敢一个人睡，经常跑去父母的房间睡在他们中间，但长大后再也没有这样做过。父亲生病之后，又提过一两次“要不要陪爸爸睡？”但被黄梓拒绝了。如今父亲不在了，黄梓希望在电影里可以满足他这个小小的愿望。
对于黄梓而言，《小伟》不只是一个故事，一部影片，也是一次对遗憾的回望，一声叹息之后的放下。
癌症病人的体面与重生
在黄梓的印象里，他的父亲平时话很多，喜欢开玩笑，生病了也保持着积极乐观。所以，影片里的父亲也喜欢开玩笑，哪怕治疗期间每天从他身上抽出好几袋腹水，他都笑言“抽的我腹肌都要出来了”。
但黄梓也发现，父亲生病的过程中也有一些不经意流露出来的迷茫与恐慌，有时候好像又陷入一种沉思，父亲这种偶尔的灵魂出离与漂游的思绪也在影片中呈现了出来。
父亲的举动并不难理解，面对自己的生命已接近尾声，这世界上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心如止水，掐着“倒计时器”过日子的人，较之于死亡，更害怕别人的怜悯，怕活的不体面，怕成为家人的负担。
正如影片中的父亲一样，在出院回家的车上，父亲还在给妻儿讲笑话，癌症病人的不体面全藏在了插科打诨之后，那是他最后的尊严。但是笑过后，只有镜头能“看见”他下一秒瞬间拉下的脸。
回到家后，一家人的关系似乎并无改变，却好像一切都变了，每一秒都珍贵，每一秒都危险。在生死面前，所有的隐藏都多了一层深刻，家人成了身边最熟悉的陌生，朝夕相处，却仍不知全部，故作轻松成为生活的主基调。
父亲也有着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该有的样子，或半躺在沙发上纹丝不动，或在落日的下午面无表情地呆坐着晒太阳，吃药、等着被伺候以及发脾气。
偶尔有一天，他也会精神抖擞、西装革履地出现在了邻居面前，还说自己常加班，然后穿过大街走过小巷，来到单位，却在门口稍加徘徊又离开了。对他而言，自此不必看谁的脸色过日子，也不必小心翼翼地维护各种关系。
但对于死亡的恐惧总是一次次袭来，父亲瞒着妻子买了所谓没有副作用的药，被妻子教训了一顿后，像极了一个受委屈的孩子，却又时刻忘不掉作为父亲与丈夫的责任，怨恨自己，气的把药扔了一地。
人在最脆弱的时候就会想起父母，在弥留之际最渴望寻根。身体日趋羸弱的父亲带着妻儿踏上了回乡的路，肩膀上是熟睡的妻子，窗外是有些许兴奋的儿子，每个人都希望这一刻就此静止。
陌生的家乡变成了他乡，三个人艰难地爬上山寻找祖父母的坟墓，却怎么也找不到。亦梦亦幻之间，父亲穿过一层迷雾，来到老屋前，祖母坐在阳光下招呼他进屋，像所有母亲喜迎久别初归的孩子一样，叮嘱他赶紧趁热把粥喝了。
父亲请祖母跟他一起回广州，祖母却说：“我活的太久了。”
在父亲生命的最后，导演为他安排了这样一场寻根之旅，超现实主义的时空转换，让他的生命有了升华，回光返照般的亦梦亦真让他对生与死进行了重新定义，而光影色彩的变换，镜头的连续与分切，更成了导演回溯绝症病人时光的最佳手段。
电影没有一个父亲离世时的镜头，有的只是儿子和妈妈在一场共同抽烟的场景里，各自长大与平复。电影的最后，生活如常，妈妈和儿子很平静地整理父亲的遗物，儿子调皮地掸了一下父亲看过的旧报纸上的灰尘，弄了妈妈一身，妈妈笑着轻声埋怨。
电视里放着家庭录影，录影里，父亲手持摄像机调皮捣蛋地偷偷录儿子在山洞里小解，一家人打打闹闹的声音充斥了整个房间。
镜头随着满屋子的嬉笑声越拉越远，一步，两步，来到阳台，突然入眼的阳光像极了父亲温暖的凝望……
作为青年导演黄梓的处女作《小伟》，没有将癌症梗用烂，而是用一部电影、三个人物、几段时空，用一种摒弃浮躁的沉稳，火候掌握到恰到好处的控制力，向观众剖析了患癌家庭中个体的真实内心，以及对人类的情感的更深层次的凝视。
如何和最亲最爱之人告别，这似乎是我们每个人永远都学不会的难题，仿佛无休止的自责、无止尽的眼泪是我们所能做的一切。
《小伟》同样给出了我们答案：无论年轻还是衰老，健康还是患病，我们都需要练习如何失去。生，好好告别；死，好好告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