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情趣与精神：中西诗学的伯仲之争孰是孰非

朱光潜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中，通过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个不同的题材来看中西诗歌在情趣上的同异之处。在其中关于自然情趣的这这一部分中，朱光潜先生把中国诗歌开始对于自然情趣自觉的关注定位在六朝时期，把西方相对的定位在浪漫主义时期。从这两者中可以窥见的是，对于自然情趣在诗歌中的表现是建立在意象的关注和领悟之上的，也是从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中可以寻找到自我精神的关照的意象开始的。尽管我们知道中西对于自然和宇宙的观念的差别从根本上而言是来自于其哲学观念的不同。中国诗人的世界中，自然与人是为一的，也就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人是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来去观察和体悟自然，因此在中国诗歌中的自然情趣，是一种人和自然的相互阐发相互拓展，最终合流汇融成一片浩瀚的诗歌天地。但是，这种“天人合一”相较于西方的“泛神”自然观念中诞生的诗歌，就是低人一等的吗？这一问题是值得深思的。

一、西方诗歌和诗学中的“宇宙精神”

西方哲学中的“宇宙精神”把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世界作为一个具有神性的完整的统一体，是“神创造了这个世界”。因而柏拉图认为“诗人只是神的代言人”，诗歌创作也仅仅是凭借着神赋予的灵感模仿神的创造。在浪漫主义之前的西方学者都是在以这样一种神性的观点在看待自然，把自然作为一种以神明的眼光才能洞察的存在，只有通过冷静理智的描述，才会逐渐靠近诗歌的理想境界。这也正是席勒把“冷漠无情”作为天才诗人朴素本质表现的原因——他们有着对于“内在必然性”的认同，他们可以自然而然的感受和反映自然。

而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人，他们把自然变成一种意象，来象征自我精神。朱光潜先生以“一朵极平凡的随风荡漾的花，对于我可以引起不能用泪表现得出来的那么深的思想。”来表明西方诗人对于自然的崇拜是具有泛神性的。其中诗人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宗教者和思想者双重身份的创作者，因而它是具有着从自然中得到深刻思考把自然向神性推崇的趋势的。但相对于西方文学传统，浪漫主义诗人在自然中发现的是自我精神，尽管这种自我精神依旧是在宇宙精神的笼罩下的。这是一种从宇宙精神关照中的自然寻找自我精神象征，并通过意象的象征来表达阐释自我的过程。

二、中国诗歌和诗学中的“由空到有”

民族和个人的心理原型都有“内倾”和“外倾”两种，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海洋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差别。神话是原始民族思想信仰的具体化，西方神话系统相对完备庞大，而中国也有自己的神话时代，但只在一段短暂的时间出现，而后就是孔子的“不语怪力乱神”。因此可以说与以两希文明为源流的西方文明相比，中国是快进的文明，所谓“希腊是正常儿童，而中国像是早熟的儿童”。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的交缠，在全性情与全理性之间往返，这是西方诗歌有深广伟大特点的原因。而中国则是在神话时期倏忽而逝之后，就进入了注重实行与社会人伦的时期。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智与仁的区别，主智者重理想而推崇理性精神，主仁者重实行而关注社会人伦，而主智者是“明则诚矣”，主仁者则是“诚则明矣”，这也就是西方偏重于分析，中国偏重于综合，西方哲学家“有系统的分析为浅人说法”，而中国哲学大多“全凭主观的妙悟”的原因之一。

虽然说老庄哲学与佛教两次在美学上产生的重大影响，从“无”到“空”，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伦理目标，避开了实用角度。但中国美学和哲学，归根结底核心是落在生命，回归本真之美，融自我与万物为一体。加之中国道教佛教，都没有明确的神谱体系，佛教虽有佛陀与菩萨，但归根结底佛教是一个反对一神论的宗教，特别是中国化后的禅宗，所追求的就是一种自身佛性的亲证，在禅宗美学影响下也就有了一种新的审美经验即意境，而这里所说的意境，实际上是一种融自身与自然为一体的状态，一种“看山仍然是山，看水仍然是水”的心化的自然，所以此处的“对自然的爱好”实际上不仅仅是“情趣的默契欣合”而已，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一种在世间日常和自然中去顿悟一种宇宙本体（实际上佛教的缘起论和色空观是佛教产生美学意义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而这个基础实际上就带有本体论基础的意义，而佛教自魏晋渐起到唐朝最盛，禅宗成为中国第二次美学突破的第二波浪潮，其继承了大乘空宗的心物观对中国美学的审美经验产生了巨大的新的影响，似乎并不能说是“并没有扩大中国诗的哲理的根底”）。禅宗中对境（也就是自然）的体察，不再意味着现象界和本体界的分裂，禅宗的境意味着在普通日常生活和生命现象中可以直接呈现宇宙本体，所谓“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虽然“他们很少离开人事而穷究思想的本质和宇宙的来源”是朱光潜先生再说老庄一派哲学的话，但禅宗美学此处对在形而下的生活和生命现象中对于形而上的意味的“悟”，是比老庄的无（所谓未分化之基底）更具有超越感的，纵然仍然不是“离开人事而穷究思想的本质和宇宙的来源”，但在我看来是一种在人事之中而穷究思想的本质和宇宙的来源。

朱光潜先生认为陶渊明在《饮酒》中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是放弃追寻“真意”，放弃沉思，享受自然带给自我心灵上的安慰和身体上的安逸。“欲”字在笔者看来已经体现陶渊明在这一问题上是有着思考的主动性的，并且已经进行了思考。至于“忘言”则又是“言不尽意”的一种表现了。

朱光潜先生在文章中体现出的倾向，是将中西诗歌对比，说明中国重综合而弱分析，不成系统与体系，更多的都是玄而又玄的悟和“不立文字”，缺少西方诗歌的伟大崇高，整体上让人觉得似有一种用中国诗歌思路比附西方的倾向。然而任何文章都自有其写作背景，放在朱光潜先生写作《诗论》与此篇文章的具体情境中去，就也可体会到朱光潜先生在《诗论》序言中所说的两个目的：“第一，我们因该利用这个机会，研究我们以往在诗的创作与理论两方面的长短究竟何在，西方人的成就究竟可否借鉴”，在中西诗情趣的比较方面，我们确实得以在人伦、自然、宗教哲学三个方面认识到中西诗歌的不同，而此种不同，是由于中西文明从发源起就带有的差异性，而出于重在对比的目的，似乎文章中并未给“民族自信”留有位置，但此种对比与结论，我认为本质上并不带有高下之别；“第二，我们的新诗运动正在开始，这运动的成功或失败对中国文学的前途必有极大影响”，也可看出在当时语境下朱先生的良苦用心，去思考“固有的传统有几分可以沿袭，外来的影响又有几分可以接收”，而文章中似乎带有的那种“文化偏至论”意味的意味，也就可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