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的“国家危机状态”——自然灾害治理短板与政治制度脆弱性
近日，台风“海鸥”（Kalmaegi，菲律宾本地称“Tino”）和紧接而来的台风“凤凰”（Fung‑Wong，菲律宾本地称“Uwan”）接连重创菲律宾，成为 2025 年该国自然灾害治理的一面镜子。两场风暴覆盖全国2/3国土，形成“灾害连击”效应，不仅暴露了菲律宾灾害应对的系统性脆弱，更全面考验了政府在高频灾害下的资源调度、应急响应与跨区域协同能力。
根据菲律宾国家减灾管理委员会（NDRRMC）与民防办公室（OCD）截至2025年11月12日的最新核实数据，两场台风已造成全国累计259人死亡、114人失踪、551人受伤，其中台风“海鸥”导致232人死亡、112人失踪、523人受伤，台风“凤凰”造成27人死亡、2人失踪、28人受伤，受灾总人口突破627万，累计疏散182.8万人。这场覆盖全国2/3国土的灾害，不仅暴露了菲律宾灾害应对的系统性脆弱，更全面考验了政府在高频灾害下的资源调度、应急响应与跨区域协同能力。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 Jr.）已于11月6日宣布全国进入为期一年的“国家灾难状态”，以集中力量应对灾情与重建需求。
一、紧急状态下的灾害冲击与治理挑战
根据世界银行 2020 年发布的《菲律宾灾害响应与重建公共支出评估》报告，该国每年因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造成的资产损失平均约为3.5亿美元，长期处于全球灾害高风险国家行列。而2025年台风“海鸥”与“凤凰”的连续冲击，已造成该国至少46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相当于年均损失的13倍，单次灾害强度与损失规模均突破近年纪录。这一数据不仅凸显了极端天气事件对菲律宾的致命打击，更揭示了“灾害常态化”背景下，该国治理体系面临的系统性挑战。
从灾害冲击的现实维度来看，两场台风形成的“连击效应”将治理短板暴露无遗：其一，资源透支与调度压力。菲律宾全年需应对约20个台风，常态化救灾已消耗大量财政与人力储备，而此次双台风累计影响627万人口、疏散182.8万人，仅临时避难所物资供应就出现60%以上的缺口，国家灾害基金在短时间内面临耗尽风险。其二，跨区域协同与应急响应滞后。台风“海鸥”重创中部维萨亚斯群岛后，吕宋岛随即遭遇“凤凰”袭击，全国2/3国土同时处于灾害状态，导致救援力量分散、跨区域物资运输因696处道路损毁陷入停滞，部分偏远村镇失联超48小时。其三，基础设施韧性不足的制度性困境。全国497个市镇因台风停电、30个市镇通信中断，而宿务省等重灾区此前投入数十亿比索的防洪工程在暴雨中失效，反映出灾害防御设施建设的质量缺陷与规划漏洞。
更深层来看，自然灾害在菲律宾已远超“突发事件”的范畴，成为对制度承载能力的常态化压力测试。总统马科斯于11月6日宣布的全国“国家灾难状态”，虽为集中资源提供了法律依据，但也暴露了现有治理体系的被动性——预警机制未能充分预判双台风叠加风险，灾后救援过度依赖军队与中央统筹，地方政府应急能力薄弱，社区层面的防灾减灾网络尚未健全。这种“重响应、轻预防”“重中央、轻地方”的治理模式，在全球变暖导致极端天气频发的背景下，已难以应对“灾害强度升级、发生频率增高”的新挑战。对于菲律宾而言，此次双台风灾害带来的不仅是人员伤亡与经济损失，更是对其灾害治理体系从预警、响应、资源配置到灾后重建全链条的全面拷问，如何在“常态危机”中构建更具韧性的治理能力，成为紧急状态解除后必须直面的核心命题。
二、制度治理脆弱性的显性表现
在菲律宾的灾害治理过程中，暴露出的制度性问题深刻影响了政府的信任度、地方政府的执行力以及财政透明度。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灾后恢复的效率，也加剧了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形成了灾害治理中的一系列复杂挑战。通过对这些挑战的深入剖析，可以识别出菲律宾灾害治理中的几个显性脆弱环节，特别是在制度执行、资源调配、地方政府的责任等方面。
1. 反腐败抗议与治理透明度缺失
灾害治理的成效不仅取决于资源投入，更依赖制度的廉洁与透明——而菲律宾在防洪等灾害防御基础设施建设中的系统性腐败，正成为加剧灾害冲击、侵蚀政府公信力的关键症结。这种腐败并非孤立现象，而是贯穿灾害防御全链条，从项目审批、资金使用到工程验收的全面失守，最终在双台风灾害中暴露无遗。
从腐败乱象的核心事实来看，问题已到触目惊心的程度：自2022年以来，菲律宾政府投入的两类关键资金均存在严重滥用——一是约1180亿菲律宾比索（约合20亿美元）的防洪、排水及水利项目资金，大量流向质量低劣、未按合同施工甚至完全未落地的“鬼项目”；二是小马科斯政府2022年年中上任后规划的9855个防洪项目，总价值超5450亿比索（约95亿美元），其中多数被查出流程异常、资金挪用等问题。这些本应抵御台风暴雨的“保命工程”，最终沦为少数人牟利的工具——部分防洪堤坝厚度不达标、排水管道偷工减料，在此次双台风的强降雨中完全失效，直接导致多个城镇洪水围城时间延长、损失扩大，让灾害防御体系形同虚设。
面对愈演愈烈的腐败问题，政府虽启动初步应对，但行动滞后且缺乏力度。小马科斯在2025年7月的年度国情咨文中首次公开提及防洪腐败丑闻，并成立独立委员会展开调查；菲律宾司法部（DOJ）已对布拉干省至少五宗“鬼防洪项目”发出传票，代理司法部长弗雷德里克・维达明确表示“被告和指控已确定，后续还将有更多调查”，但该调查随后被暂停，引发公众对“官官相护”的质疑。这种“调查流于形式”的现状，进一步点燃了公众的愤怒。2025年9月21日，菲律宾全国爆发名为“万亿比索游行”（Trillion Peso March）的大规模反腐抗议，数万民众走上首都及多个城市街头，高喊“严惩腐败分子”“公开资金流向”的口号，要求政府对公共资金使用全面问责，彻查防洪项目中的利益输送与资金滥用。抗议活动中爆发局部冲突，警方逮捕多人，凸显公众对腐败问题的零容忍，以及对政府治理能力的深度不信任。
腐败乱象的根源在于治理透明度的全面缺失。灾后资金分配、重建项目招标、工程质量验收等关键环节，缺乏独立第三方监督与公开可查的追溯机制；地方政府与利益集团勾结，使得“投入巨大却效果甚微”成为灾害防御领域的常态。当本应守护民众安全的防灾工程沦为腐败温床，当纳税人的钱财被中饱私囊，不仅直接加重了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与经济损失，更严重侵蚀了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在此次双台风灾害中，民众对政府救援的不信任感与日俱增，部分重灾区甚至出现拒绝官方物资、要求第三方介入分发的情况，让灾害治理陷入“制度失灵→腐败加剧损失→公信力崩塌→治理更难”的恶性循环。
2. 灾害预警和救援资源调配的不足
作为全球自然灾害高发国家，菲律宾的灾害治理体系长期面临“预警与执行脱节、调配与需求失衡”的结构性缺陷，而 2025 年双台风的连续冲击，更将这种不足放大为系统性救援困境 —— 预警未能转化为有效避险，资源调配陷入“被动应对、顾此失彼”的恶性循环，最终加剧了灾害造成的民生代价。
灾害预警系统的局限性首当其冲。尽管菲律宾大气地球物理和天文服务管理局（PAGASA）在台风“凤凰”登陆前发布了最高5级的热带气旋风信号，覆盖奥罗拉省及吕宋岛多地，并提前预警风暴潮风险，但预警信息的落地效率严重不足。一方面，偏远地区的信号覆盖存在盲区，部分村镇未能及时接收避险通知；另一方面，预警未与交通管制、人员疏散等实操环节形成联动，导致大量民众在风暴临近时仍试图通过海陆通道转移，最终因渡轮暂停、航班取消陷入滞留——仅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就报告超6000名乘客被困于100多个港口，众多家庭错失最佳避险时机。
救援资源调配的僵化与滞后，进一步恶化了灾情。在“海鸥”造成大面积破坏后，“凤凰”的快速逼近迫使政府暂停对前一灾区的搜救工作，导致部分失踪人员错失获救机会，暴露了菲律宾缺乏应对“灾害连击”的资源储备与应急预案。更严重的是资源分配的区域失衡：中央政府的救援力量和物资集中投向大城市，而偏远村镇、岛屿地区则面临“救援真空”——医疗人员、急救药品、食品和饮用水供应持续短缺，地方政府因缺乏自主调配权和资源储备，无法及时响应辖区紧急需求，部分灾民在灾后数日内仍未能获得基本生活保障。这种“重中心、轻边缘”的调配模式，让灾害冲击的不平等性进一步凸显。交通网络的全面瘫痪，成为压垮救援效率的最后一根稻草。台风“凤凰”登陆后，吕宋岛多条航空、海运线路被迫中断：民航局关闭了比科尔地区和吕宋北部的多个机场，马尼拉、克拉克等主要机场虽维持运营，但频繁出现航班取消、地面延误，航空公司纷纷发布出行豁免政策；海上交通方面，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暂停了多条跨岛渡轮航线，强风导致部分海域浪高达到14米，小型船只完全无法航行。交通中断不仅导致救援人员和物资无法进入重灾区，还让岛屿地区的物流体系彻底崩溃，粮食、药品等关键物资库存快速耗尽，灾后恢复工作陷入“物资进不来、人员出不去”的停滞状态。
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应急管理体系的三大短板：一是预警系统缺乏“最后一公里”的落地机制，未能与社区疏散、交通管制形成闭环；二是资源调配依赖中央统筹，地方政府权限不足、储备薄弱，难以应对突发需求；三是缺乏应对多重灾害叠加的预案，资源储备仅能满足单次灾害应对，面对“台风连击”时迅速透支。这种结构性缺陷，让菲律宾的灾害救援始终处于“被动追赶”的状态，既无法最大化降低灾害损失，也难以快速恢复灾区秩序，最终让灾民承受了额外的生存压力。
3. 政府信任危机与地方政府执行力
如果说预警滞后、资源调配失衡是灾害治理的系统性短板，那么地方政府执行力的全面缺位，则是压垮民众信任的最后一根稻草。菲律宾的灾后治理困境，本质上是“中央指令难落地、地方响应跟不上”的协作失灵，而这种失灵在双台风灾害中被进一步放大，从行政低效升级为深层次的信任崩塌，形成“灾害冲击—执行失效—信任流失”的恶性循环。
地方政府的执行力缺失，集中体现在灾后响应的“最后一公里”失效。尽管中央政府在台风“凤凰”登陆后迅速宣布紧急状态、划定救援优先级，但地方政府的落实环节却频繁“掉链”：卡加延省作为重灾区，在台风过境后数日内，部分村镇仍未收到统一调配的食品和饮用水，地方官员既未组织有效排查，也未及时反馈物资缺口，导致民众不得不自发寻找生存资源。这种低效并非个例——早在此前的洪水灾害中，多个地方政府就因物资分配流程繁琐、工作人员缺位，导致偏远地区居民等待救援时间长达一周以上，而灾后公示的物资发放名单与实际受益情况不符，更让民众对地方治理的公正性产生质疑。地方政府的“不作为”与“慢作为”，让中央的救援部署沦为“纸上谈兵”，最终将灾害损失转化为民众对政府的直接不满。
中央与地方的协作失衡，进一步加剧了执行困境。这种失衡并非简单的“沟通不畅”，而是源于权责划分模糊、财政依赖严重、政治博弈干扰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地方政府缺乏独立的财政自主权，灾后救援资金高度依赖中央拨款，而审批流程的繁琐常常导致资金到位滞后，让地方陷入“有指令无资源”的被动；另一方面，部分地方官员受地方派系利益影响，在资源分配中优先照顾特定区域或群体，而非以灾情紧急程度为标准，导致“重亲信、轻民生”的分配不公。更值得关注的是，内政部（DILG）早在2024年10月就已向地方政府发出“快速行动”的防灾指令，要求提前储备物资、完善疏散预案，但多数地方政府并未落实，直到双台风来袭才仓促应对，暴露了中央指令在地方层面的“执行空转”。执行失效的直接后果，是民众对政府信任的崩塌，甚至演变为对官方治理的抵触情绪。在此次双台风灾后，部分重灾区出现民众拒绝接收地方政府分发的救援物资的现象 —— 原因是此前多次灾害中，物资存在以次充好、数量短缺的问题，民众更愿意相信民间组织或国际援助的公正性。这种“信任赤字”并非短期形成：从防洪项目腐败被曝光，到灾后救援迟迟不到位，再到重建资金被挪用，每一次治理失效都在消耗民众的耐心。当政府承诺的快速恢复沦为缓慢拖延，当保障民生变成资源倾斜，民众的安全感与对政府的认同感持续下滑，社会裂痕不断扩大。
这一困境的核心是“治理责任的层层递减”。菲律宾的灾害治理体系中，中央政府掌握资源分配权与政策制定权，地方政府却承担着直接面对灾民的执行责任，但两者之间缺乏清晰的权责划分与有效的监督机制。地方政府的行政低效、财政依赖、政治考量，本质上是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行政体系的层级冗余、地方自治能力的薄弱、问责机制的缺失，让“灾后恢复”始终停留在“应急救火”层面，难以形成长效治理。最终，当民众在灾害中感受到的不是政府的可靠保障，而是层层推诿与资源不公，灾害治理便从单纯的民生问题，升级为威胁社会稳定与政治合法性的复合危机。
三、制度脆弱性的市场与零售维度透视
自然灾害对菲律宾的冲击，在零售市场和供应链上体现得尤为直接——看似是台风导致的物流停摆、物资短缺，实则暴露了背后制度层面的长期短板。这些问题平时被市场运转掩盖，一旦遭遇灾害冲击，就会引发连锁反应，让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零售商的正常运营都陷入困境。
1. 物流中断与配送链的脆弱性
菲律宾由众多岛屿组成，日常货物运输主要靠海运和港口周转，这种地理特点本就对物流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长期存在的制度与设施问题，让整个配送链在灾害面前不堪一击。台风来袭后，全国多个重要港口被迫关闭，104个港口累计有4704名旅客、货车司机和工作人员被困，几乎所有海上航线都暂停运营。但这并非只是台风的临时破坏：菲律宾港口本就存在设施老化、吞吐能力不足的问题，起重机等设备陈旧、集装箱堆放空间紧张，平时就经常出现拥堵。台风过后，部分港口的集装箱堆场倒塌，受损的设施更是雪上加霜，货物装卸效率大幅下降，大量进口商品和本地货物堆积在港口无法运出。交通中断直接导致零售市场陷入缺货危机。马尼拉的超市里，矿泉水、米面等生活必需品被抢购一空，货架上只剩下样品；建材店的沙子、沙袋卖断货，不少民众凌晨排队都买不到。宿务、达沃等城市的华人便利店推出包含饮用水、压缩饼干的应急包，价格比平时贵三倍仍被疯抢。而偏远岛屿的情况更糟，由于航线停运，当地零售商的库存卖完后无法补充，只能眼睁睁看着店铺关门。对零售商来说，困境不只是缺货，还有成本飙升和运营混乱。台风导致的道路损毁、港口延误，让货物运输时间大幅延长，运输成本也跟着上涨——外卖小哥的临时工资涨了五倍，仍没多少人愿意接单。更关键的是，政府在灾后把资源都优先投入到救灾和民生紧急保障上，对零售物流的恢复缺乏针对性支持。原本就繁琐的海关清关流程，在灾后变得更加缓慢，人工操作比例高、部门协调不畅的问题凸显，进口货物长期滞留在港口，零售商既要承担库存短缺的损失，又要应对不断上升的仓储和运输成本。
菲律宾的物流体系长期依赖老旧设施，政府既没有投入足够资源升级港口和交通网络，也没有建立针对零售供应链的应急保障机制。当台风这样的灾害到来时，本就脆弱的物流网络瞬间崩溃，而政府的应急响应又没能兼顾零售市场的恢复需求，最终让普通民众为制度短板买单——要么买不到生活必需品，要么不得不接受翻倍的价格，而零售商则在缺货和成本压力下艰难维持。
2. 农业供应链的中断与菜篮子体系的影响
对菲律宾人来说，“菜篮子”里的大米、蔬菜、水果不仅是日常饮食的基础，更依赖一条从农田到市场的脆弱供应链——而自然灾害的冲击，总能轻易打断这条链条，让生产损失快速转化为市场短缺和民生压力。这种影响从不局限于受灾的农田，而是顺着采购、运输、零售的环节层层传导，最终让普通民众感受到物价上涨、物资难买的现实困境。
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受损，是供应链中断的起点。2025年刚过半，西南季风加上多次热带气旋的影响，就给菲律宾农业带来了23.4亿菲律宾比索的损失，74895户农户受波及，7 万多公顷农地被破坏，粮食和经济作物的总产量减少了53356吨。其中大米作为主食，损失就占了一半以上，达12.7亿比索，渔业和蔬菜、水果等高价作物也没能幸免。而台风“麦德姆”（Matmo，菲律宾本地称“Paolo”）在卡加延谷地区的肆虐，又单独造成1.6251亿比索的损失，3890户农户的香蕉、蔬菜等作物被冲毁，5181公顷农地颗粒无收。这些数字背后，是成片被淹的稻田、被狂风折断的果树，以及农户颗粒无收的绝望——而这只是供应链断裂的第一步。
生产端的损失很快传导到零售市场，让“菜篮子”变得沉重。农田被毁、收成中断，直接导致市场上新鲜蔬菜、水果的供应量大幅下降。马尼拉的菜市场里，青椒、生菜的价格比灾前涨了一倍多，原本常见的本地香蕉变得稀缺，只能依赖少量进口，价格翻了几番；超市里的大米货架虽有国家储备支撑，但优质米的选择明显减少，部分偏远地区甚至出现限量购买的情况。对零售商来说，采购成本的上涨让他们陷入两难：要么提高售价面临消费者抱怨，要么维持原价压缩自身利润。更棘手的是补货难题——受灾地区的农产品运不出来，外地货源又因交通中断难以补充，不少杂货店的果蔬区只能用少量耐储存的土豆、洋葱填补货架空缺。
而农业供应链的恢复，远比破坏更缓慢，这背后离不开制度执行层面的滞后。农户遭遇灾害后，最需要的是种子、化肥等生产资料和资金支持，政府也确实推出了包括无息贷款、作物保险赔付在内的援助措施。但这些援助往往要经过实地核查、行政审批、物资分发等多个环节，地方政府的执行效率参差不齐，导致农户拿到援助时，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播种期。加上作物保险的赔付流程繁琐，部分农户甚至要等数月才能拿到赔偿金，根本无法及时恢复生产。对蔬菜、水果这类易腐作物来说，生产周期的延误意味着市场供应的缺口会持续扩大，零售端的短缺和涨价也会随之延长。一方面是生产环节缺乏抗灾能力，农地防护设施不足、作物品种抗灾性较弱；另一方面是制度层面的支持跟不上，灾后援助的传导效率低、保险覆盖范围有限。当这两种脆弱性叠加，自然灾害对“菜篮子”的冲击就不再是短期扰动，而是会持续影响民众生活成本和市场稳定，让原本就面临物价压力的普通家庭雪上加霜。
3. 政治与社会裂痕：市场与零售的外部风险
如果说物流中断、农业减产是台风给零售市场带来的“直接冲击”，那么政治治理短板与社会信任崩塌，则是让市场恢复雪上加霜的“外部隐性风险”。菲律宾的政治社会裂痕从不是孤立的治理问题，而是像一层阴影笼罩在零售行业之上，通过政策支持缺位、市场环境动荡、消费信心下滑等方式，持续放大零售商的经营压力，形成“治理失效→市场不稳→经营承压” 的连锁反应。
政府治理的薄弱首先直接戳中零售商的“痛点”—— 依赖的政策支持与实际落地严重脱节。对许多中小零售商而言，灾后的政府补贴、税收减免、低息贷款本是缓解资金压力的关键，但政治腐败和执行低效让这些支持沦为“纸上福利”。部分地方政府在物资分配中优先照顾关联企业，普通零售商难以拿到平价救灾物资；本应快速到位的补贴资金，因审批流程繁琐、层层克扣，往往拖到市场初步恢复才发放，根本起不到应急作用。更让人困扰的是政策的摇摆不定：灾后政府时而出台价格冻结令，却没配套补贴零售商的成本上涨；时而承诺加快基础设施修复，却因地方派系利益争夺，道路、电力的恢复进度一再滞后。这种“承诺与落实脱节”的治理状态，让零售商根本无法制定长期经营计划，只能被动应对频繁的政策变动和资源缺口。
社会层面的信任危机，则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不稳定性。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很容易传导到零售市场：一方面，灾后物资短缺时，只要出现“政府挪用救援物资” 的传闻，就会引发大规模抢购潮，哪怕超市还有库存，也会被恐慌性扫货，导致零售商库存管理混乱，反而加剧供需失衡；另一方面，民众对政府背书的定价机制产生怀疑，认为零售商与政府勾结哄抬物价，哪怕是正常的成本型涨价，也可能引发投诉甚至冲突，让零售商陷入“不涨价亏成本、涨价遭质疑”的两难。更严重的是，社会裂痕导致的局部动荡，还会直接影响门店运营 —— 部分重灾区因抗议救援不公爆发示威，道路被阻断，零售商的补货车辆无法通行，门店被迫临时停业，进一步扩大经营损失。对零售商而言，这种外部风险的可怕之处在于“不可预测性”。他们能应对台风导致的物流中断，却难预料政府补贴会延迟多久；能调整供应链应对农业减产，却挡不住因社会恐慌引发的抢购潮；能承受短期的成本上涨，却扛不住长期不稳定的经营环境。地方政府资源调配迟缓，意味着门店依赖的电力、交通可能数周无法恢复；政治博弈导致的政策摇摆，让零售商的定价策略和库存规划频繁被打乱；而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又间接转移为对市场的焦虑，让零售市场的恢复速度始终跟不上需求。
这种外部风险本质是“治理公信力缺失” 向市场领域的传导。当政府无法通过公平分配资源、高效落实政策来赢得民众信任时，市场就会成为这种信任赤字的“承受者”—— 零售商经营风险上升，消费者消费行为变形，供需关系持续失衡。对菲律宾的零售行业而言，真正的挑战不仅是应对自然灾害的直接破坏，更是要在政治社会裂痕的背景下，应对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而这种环境的改善，远非零售商自身努力所能实现。
后记
2024年6月至7月底，我因在马尼拉雅典耀大学参与发展学（Development Studies）相关研究，有机会前往菲律宾西亚高岛开展短期考察。这段旅程本是书本知识与现实观察的对接，却意外让我对“灾害如何塑造贫困”“治理脆弱性如何渗透民生”有了最真切的体感——那些曾在报告中看到的“制度短板”“灾害冲击”，最终都化作了教堂里破旧的长椅、牧师掌心的速溶咖啡，以及海面上风雨飘摇的渡船。
接待我们的是当地一位天主教牧师。出发前，我对教堂的想象还停留在“庄严华丽” 的固有印象里，抵达后却被眼前的景象触动：教堂墙体斑驳，屋顶甚至能看到细小的裂缝，木质长椅积着薄尘，没有任何装饰性的陈设，朴素到近乎简陋。但这里却是岛上孩子们的“精神与学习据点”——牧师没有固定工资，全凭道义与初心，日复一日地给附近失学的孩子辅导功课、传授常识。得知我们是来调研的研究人员，他格外热情，从储物架上翻出仅剩的几包小零食和速溶咖啡招待我们，咖啡冲得很淡，却带着难以言喻的暖意。闲聊间，我们问起岛上的贫困根源，牧师的回答直指核心：“台风是绕不开的坎。”他说，岛上的人要么靠打鱼维生，要么在房前屋后种点作物，可台风一来，一切都要归零。我自己也很快亲历了这种“靠天吃饭”的危险：调研期间需往返两座岛屿，乘船时恰好遭遇一场突发风暴。海面掀起巨浪，渡船在浪涛中剧烈颠簸，能见度不足5米，耳边全是风声与海浪的咆哮，同行的当地人紧紧抓着船舷，神色凝重。那次航行让我真切体会到，对岛上居民而言，“出行” 本身就是一场冒险，而台风季里，打鱼更是奢望 —— 狂风会掀翻渔船，暴雨则会冲毁仅有的零星农田。
牧师还说，除了台风的直接破坏，土壤的先天不足让种植业难以为继。岛上的土壤既偏酸性，又缺乏肥料改良，种下的作物长势稀疏，收成勉强够糊口，根本谈不上售卖。渔业同样靠天吃饭，风调雨顺时能勉强供应本地，一旦遭遇灾害，不仅没了收入，连基本的食物供应都要依赖外岛援助。可交通的闭塞又让这份“援助”充满不确定性：台风过后，航线往往会中断数日甚至数周，外岛的物资运不进来，岛上的人就只能在匮乏中等待。
作者前往岛上时亲历小型台风
作者同天主教牧师合照
菲律宾的贫困从来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也远非“资源匮乏”可以概括。台风等自然灾害的频繁冲击，叠加土壤贫瘠、交通闭塞的先天条件，再遇上治理体系的短板——缺乏抗灾设施、灾后援助滞后、民生支持不足，最终形成了“灾害致贫—资源短缺—发展乏力” 的恶性循环。那些在报告中冰冷的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个像西亚高岛居民这样的鲜活个体：是牧师坚守的破旧教堂，是孩子们渴望学习却匮乏资源的眼神，是渔民面对风暴时的无助，是普通人在灾害与贫困中挣扎的日常。如今回望这段旅程，教堂里那杯淡得近乎无味的速溶咖啡，成了我对“韧性”最直观的理解。即便在匮乏与风险中，依然有人坚守善意与责任；而那场惊心动魄的海上风暴，则让我深刻意识到，灾害治理从来不是抽象的制度设计，而是要让每一个偏远岛屿的居民，都能在台风来临时有安全的庇护，在灾后有及时的援助，在日常能有稳定的生计。
